01-接到咸丰的圣旨

　　咸丰二年十一月，正在湖南湘乡老家因母亲江太夫人逝世而守制在家的四十二岁前礼部侍郎曾国藩，接到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转过来的咸丰皇帝的一道上谕：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身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等因；钦此！
　　办理团练对于曾国藩不陌生。清朝鼎定中原主要是依靠八旗劲旅，后来八旗养尊处优，渐渐磨灭锐气。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先用八旗，师久无功，只得依靠绿营。但到了嘉庆年间，绿营已暮气所侵，积弊丛生，朝廷为镇压白莲教起义，不得不谕令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各州县官府要求务必实心操办团练，不得畏难苟安。后来天理教在直隶、河南、山东起事后，朝廷亦令三省督抚劝谕办团以自相保卫。但此时尚在悲痛之中的曾国藩并不想出山办理团练，曾国藩一生为人谨慎，对“慎”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有专门的阐述：
　　事例有二：一是在《书赠仲弟六则》中说：“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二是在致澄弟的家书中反复强调“凡事皆当存一谨慎俭朴之见”，他以家人坐轿子这事为例，“如四轿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弟曷不严加教责？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蔑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湖南现有总督四人，皆有子弟在家，皆与省城各署来往，未闻有坐四轿。余昔在省办团，亦未四抬也。”并要求四人轿子不可入县城、衡阳城和省城，由此可见曾国藩用心之细，顾虑之深。他就是想从兄弟和儿子坐四轿这件事，告诉兄弟和子侄，一定要遵守既有规则，不可以追求奢华，铺张浪费。人生因谨慎而安然，为官因谨慎而少祸。
　　三是湘军后来打下金陵后，曾有人向曾国藩进言，推翻满清，进兵到北京，取而代之，把天下拿过来。曾国藩看了字条，对那人说：“你太辛苦了，先去休息一下。”打发那人走后，曾国藩谨慎到不敢把字条撕碎丢入纸篓，而是将字条吞到肚中。
　　从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人十分小心，时刻紧绷谨慎之弦，时刻不忘心怀“畏慎”之意。综观曾国藩的一生，在其行为处世的各个方面都有谨慎的影子，为人谨慎可以说是他性格特点方面的概括。
　　此时，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出山，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作为朝廷二品大员，理学名师，礼部侍郎，不得不维护名教。清承明制，用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以孝治天下。丁忧成为一项铁的制度，只要父母去世，需停职回家守孝三年，匿丧不报者，一律革职，而且会引起民间尤其是士林之非议。万历五年，张居正十九年未相见的父亲去世了，因丁忧夺情起复，无数官员上书谴责，万历小皇帝当众痛打反对者，将反对张居正“夺情”的斗争被镇压下去了，但张居正在士林中的声望却从此一落千丈，讥评见载于史册。咸丰元年，还在京城的曾国藩听说好友江忠源墨绖从戎，深不以为然，力加阻止；深劝江忠源，军旅墨衰，尽管自古所有，但这主要是针对武将而言，作为文官还是受制为好。
　　二是自洪杨起事以来，势如破竹，清廷在两广、湖南湖北形势急转直下。攻打长沙久攻不下后，洪秀全和杨秀清率太平军从长沙撤军，渡过湘江，十一月十日，克岳州；二十日，克汉阳；十二月九日，克武昌。次年一月初七，大军分水陆两路下江南。二月十四日，攻克南京，随即分兵攻克镇江和扬州，席卷长江，切断了南北漕运，控制了清廷财赋富饶之区；清廷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文武大臣，懦弱无能，绿营军队腐朽毫无战斗力。在刚刚结束的长沙守城战中，城内有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三个提督，总兵十一、二员，城外有两个总督总兵力达到六、七万人都不能歼灭太平军，反而让太平军顺利撤退。曾国藩尽管在道光二十九年八月至十二月曾兼任兵部侍郎，但时间太短，并没有真正带兵打仗经验，对于用兵行军之道和平时训练拳经、棍法只有耳闻并未有实际操作经验；领兵打仗，封疆一方，尽管八面威风，施展平生抱负，但容易多加掣肘，风险极高，不如京官清贵安稳。久任京官，从未地方任职经验的曾国藩，不愿意冒着险。
　　三是团练不好办，效果不易彰显且扰民扰官甚多，吃力不讨好。团练非朝廷经制之军，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捐款。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赀集事。曾国藩家境一般，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在湖南稍微有名气的富商，也只闻名而不识面，毫无深交。一旦往而劝捐，这些人都将有敬而远之之意；若不甚认真，不过在省城安一间衙门，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自咸丰三年以后各地陆续举行乡团，各省官绅士民未尝不遵旨办理，真正有成效的不多。咸丰二年以来，各地所办乡团，还没有团练大臣收复一州一县者。甚至在安徽，和春、福济状告前侍郎、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的随员以防剿为名，越境肆扰、擅杀人命、私用官刑。在广西，提督惠庆奏广西团练日坏，龙启瑞、朱琦总办团练擅作威福，遇事把持。
　　考虑再三，曾国藩决定具折陈情恳乞终制。当疏稿草就未发时，他的好友郭嵩焘十二月十五日来吊孝。郭是曾国藩少年读书时的好友，小曾七岁，为人慷慨大义，善谋且有韬略，来曾家后力劝曾国藩墨絰从戎，认为当前天下大乱，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对曾说，你素具澄清之抱之志，今不乘时自效，更待何时。曾犹豫未决。郭又言之曾父，告知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对于保护地方桑梓至关重要，曾父被说服，亦劝曾出。正在湘乡的好友刘蓉数次来信希望他迅速赴局主持一切，认为时事多艰，边陲不靖，君子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不可拘于小节，以托文采而庇身，而要以救治乱为己任。郭、刘二人劝勉和保卫桑梓的责任让曾国藩有所动心，但曾国藩不是一个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人，“每逢大事有静气”。此时的曾国藩不是一时冲动，头脑发热的年轻小伙子了，而是官场沉浮二十多年的二品侍郎，社会阅历，官场经验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是不轻易作出决定的，总要通过几番静思、反复权衡之后，才拿出一个主意来。为让气氛更宁馨些，还往往点上一支香。每见到这种情况，家人有再大的事也不打扰他。曾国藩思考再三，最后改变初衷：
　　一是士大夫建功立业的情怀。自幼熟读经史，平时留意天下大事的他，深知此次洪杨叛乱，绝非嘉庆年间的白莲教所比拟，结合当时昏昏欲睡的朝廷，天下可能要大乱，大乱之时，正是平民子弟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曾国藩对当时朝廷上下敷衍、推诿之风大为不满。此时的清廷，承平盛世已久，核心官僚层的这种保全显得暮气十足，早已没有开局之初那种昂扬进取的精锐之气。京官办事普遍“退缩，琐屑”，同官互相推诿，不肯负责，动则请旨，生怕自己承担一点责任；地方官办事普遍都是“敷衍、颟顸”，个个乖巧听话，不敢触怒圣威，但求苟且无过，不求振作有为。而国家财政收入岌岌可危，咸丰初年，清军的总兵额已逾七十万。铜需浩繁，成了岁出的“大宗”。当时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地丁、钱糟和盐课，财力极为有限。要应付对内、对外的战争，只能主要依靠存余和捐纳。可是，当时的户部存银仅187万两，是乾隆四十六年的5.7%，捐纳也不过60多万两，比前两朝也大为减少。一旦遇天灾人祸犹如雪上加霜。同时兵多但不精。漳州、泉州士兵大多凶悍，但经常成百上千的械斗，贵州、四川等闲散混杂士兵经常勾结土匪，其他省份吸鸦片，聚众赌博的事时有发生。士兵平时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惹弄是非，有事之时，就雇佣无赖之徒滥竽充数，见了敌人就望风而逃，敌人走了就杀害老百姓邀功请赏。自己也深知自己目前多不过是个会做官的官员和学者而已。无论学问多么大,文章写得怎么好,都只是纸上谈兵，都不会引起这么多文人学士经久不衰的崇拜。劝君莫羡千金裘，男儿生当带吴钩。功名要在战场上获取才会让人心服口服。
　　二是曾国藩一生爱名，郭、刘二人劝勉让他有台阶下。人都不是圣人，要么爱名要么爱利。曾国藩早期以道义号召众人与他一起抵挡太平军，认为有道义就足够了，就能感召别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是他慢慢发现最初投奔他的人都去了胡林翼那里，于是就问幕僚赵烈文：“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赵烈文回答：“人皆有私，不能官，不得财，不走何待？”（人都有私心，在你那里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不走还等什么？）。自古君子爱名节，曾国藩一生立志要当君子，圣人，自然对名声非常看重，碍于古之名教，曾国藩不好自己主动表示墨绖从戎。郭、刘二人的进言，正好化解他内心最后的担忧。本书首发来自，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