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湖南在近代的影响力

　　湖南在中国漫长历史上是个十分特殊的省份。前期默默无闻，无声无息，后期星光灿烂，光芒四射。在早期，湖南因地水少而山多，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北部低平，形成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境内山地约总面积的一半，交通不易，自古便有“四塞之国”之称。这种地形造就了湖南环境闭塞、潮热多雨的气候特征，再加上地势崎岖、资源匮乏和地质灾害频繁。而民性多倔强，上古时期的“湖南人”基本都是悍勇尚武、不惧凶险的苗裔，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南人”甚至还以自己是“蛮夷”为荣，导致湖南长期风气锢塞，处“江湖之远”，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被视为“蛮荒卑湿之地”，是贬谪和流放的主要地区，如楚国时期的屈原，两汉的吴芮、刘发、贾谊，六朝时期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杜甫、刘禹锡、韩愈、柳宗元、元结等。
　　而同为毗邻的江西多以“多儒雅之风”，“文物颇盛”而著称，明清之时达到顶峰“俊彦辈出”，有明一代，江西共有2719名进士，其中名登鼎甲者57名，分别为17名状元、18名榜眼、22名探花。甚至出现过一科的鼎甲均来自江西的盛况，如建文二年庚辰胡靖榜及永乐二年甲申前三名都是江西人。在洞庭湖的另一侧的湖北，《湖北通志》收录明代湖北进士1132名，其中有2位状元，他们分别是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科襄阳人任亨泰、明万历八年庚辰科江陵人张懋修。一甲二名有3人，分别是万历五年丁丑科榜眼江陵人张嗣修，万历八年庚辰科会元、榜眼汉阳人蔡良友，万历四十四年丙辰科榜眼江夏人贺逢圣，文渊阁大学士。一甲三名有２人，是永乐十九年辛丑科探花监利人裴纶和万历二十九年辛丑科探花石首人曾可前；其中万历朝湖北共得进士291名，为历朝之最；其次是嘉靖朝241名；再次为崇祯朝117名。
　　与之相反，湖南显得较为冷落。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仅三国时如蒋琬者（零陵郡湘乡县人）一、二人而已。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庚午科，长沙人刘蜕成进士，时人称之“破天荒”，直到元代欧阳原功、明代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才崭露头角。到清代前期，湖南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据统计，清代以前正史列传人物籍贯5650名列传人物中，湖南仅55人，只占全国0.97%。其中：汉代665人，湖南仅2人，占0.3%；唐代1149人，湖南仅2人，占0.17%；宋代2065人，湖南24人，占1.16%；明代1771人，湖南27人，占1.52%。
　　到了清代，康熙三年才独立建省，甚至在雍正时期仍没有举行过独立的乡试，在乾隆五年的乡试名额排名倒数第二。从前科举时代，南北合闱，湖南士子，惮泛重湖，赴试者少，获隽亦难。有一年仅有一人中试，当时巡抚特加宠异，赠以‘一鹗横秋’之匾。风气闭塞，人才寥落，可想而知。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清中叶开始，湖南慢慢作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省份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而这个转折点就是太平天国的兴起，曾国藩创建湘军，湘军平定东南半壁河山。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杨毓麟就说“咸丰同治之前，我们湖南人在天下几乎就是碌碌无为，无足轻重，根本谈不上对天下的责任。开始对天下的责任，是从平息洪秀全杨秀清金田起义开始”。据光绪十一年刊《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即达6319人之多。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湘军在最鼎盛时期（1866年），占据了全国八大总督的七个位置，此后数十年间，两江总督职位主要由湘淮人士担任，非其将帅，则其幕僚。只在光绪十年和光绪十三年满人裕禄短暂地署理过两次，加起来只有半年时间，正式到职的只有光绪十三年的两个月。这种局面一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才改变。此前，唯一一个非湘系人物出任两江总督是马新贻遭刺客张汶祥行刺，次日身亡，终年49岁，成为千古奇案“刺马案”（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地方巡抚，有巡抚4人，浙江巡抚曾国荃、湖北巡抚郑教谨、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以当时全国21行省计，湘人之任督抚者12人，居一半强。开藩陈臬者9人，即浙江布政使蒋益澧、四川布政使江忠源、广西布政使刘坤一、云南布政使刘岳昭、直隶布政使唐训方、浙江按察使杨昌潜、福建按察使王德榜、云南按察使赵焕联、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另外，还有为监司者7人，为提督者6人，为总兵、副将者32人。
　　当时的湘军南出广东五岭，东入湖北、江苏、浙江、福建，转战陕西、山东、山西、河北、云南、贵州，西出雪山戈壁，新疆，没有一个地方不仰仗湘军、湘人的。前后三十年来，为朝廷战死的湘人不少于二十万人之多。当时的《上海新报》就说“以前都是山东出将山西出相，而现在将相鼎盛，没有一个省份能超过湖南的”。《中外新闻七日录》这样评论：“中国人才杰出，处处皆然。近数十年中，将相之盛以湖南为最。湖南一省人才之盛，无与抗衡。”曾任民国时期总理的熊希龄也认为“湖南自军兴来，东占领金陵，北平定新疆，南剿灭福建广东，西征讨贵州四川，以一方的人才，征战四方，湘军名满天下，将相相继而起者，卓然昭著，可谓极一时之盛矣”。
　　维新运动兴起后,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搞得轰轰烈烈。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尤其是南学会,颇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时务学堂成为培养维新人才的学校；《湘报》《湘学新报》先后创办。先后涌现出以谭嗣同、唐才常、沈暮、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黄兴、蔡愕、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杨度、谭延阁、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及以毛教员、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等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可谓是人才济济，百花齐放。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14/,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人会人数最多的省份。据1905—1907年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名册统计,湖南籍者为157人；次为四川,127人；再次为广东,112人;湖北106人。在这众多的同盟会会员中，涌现了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蒋翊武、谭人凤、姚宏业、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等一大批资产阶级革命家。
　　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如谭延阎、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都是当时“旷代逸才”。20世纪的留学热潮为湖南造就了大批人才，其中湖南是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初,湖南抚院首次官费派遣学生12人赴日留学,其中长沙学子占10人。1903年后实行官费、私费并举,留日学生人数再度增加，湖南留日学生达373人,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强。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中国留日学生2395人，湘籍373人，占15%；1919—1920年中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湘籍达346人，占21%。至1910年(宣统二年),湖南官费留学生达21人,湖南近代名人中就有不少留日学生。如黄兴、陈天华、禹之漠、林圭、秦力山、周震鳞、焦达峰、蔡愕、章士钊、胡元谈、朱剑凡、何炳麟、孔昭缓、易培基、杨昌济、徐特立、欧阳予倩、田汉、杨树达等等。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期，湖南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0年3月，李大钊与北京大学湖南籍学生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缪伯英、朱务善等人，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全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党大约50多名党员，其中湖南人20多名，占全国党员2/5强。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教员创建了中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嗣后相继建立了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先后进行了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常德会战和湘西会战，占国民政府正面战场22次会战的近四分之一。
　　1983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记载，中共一大代表共13人，其中湖南籍4人，占总数的37.7%；担任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共有11人，其中湖南籍5人，占总数的45.45%;中共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13人，其中湖南籍5人，占总数的38.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八大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17人，其中湖南籍7人，占总数的41.1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10人，占19.2%。1955年，给长期戎马倥偬，功勋卓著的军事领导人授勋典，在授予元帅的10人里，湖南籍的3人，授大将的10人里，湖南籍的6人，授上将的57人里，湖南籍的19人。由此可见，从太平天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年间，湖南及湖南人完成了自身形象的重塑。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曾国藩和他创建的湘军，他和他的军队改变了湖南人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并深深影响他身后的几代人。而他创建湘军的起点是一件对旁人来说是件很小的事，他母亲江太夫人去世。本书首发来自，第一时间看正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