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是谁

　　第一章
　　“你们用眼睛看世界，我用手和耳，更用心。”他说，“结果是一样的。”
　　我面朝下趴在按摩床上，全身放松。
　　这是一间车库改造的小屋子，靠后墙放两张本世纪初的铁架木板床，可调节高低的弹簧已经坏了。趴在脸洞里闻得到床下润滑油脂的臭味，忍耐呼吸几次后不得不适应。前左墙角立着一个1米宽1.5米高的歪扭着的柜子，它没办法再旧了，靠墙的一面木板已经受潮腐烂变形。柜子左边一格是一摞盲文书，另一格叠放整整齐齐的毛巾。格子玻璃上夹着一张大照片，凑近看，是：1979年NC市盲人学校毕业合影留念。桌面上一个索尼的无线蓝牙小音箱。正在低声弹奏肖邦小夜曲。不知道弹奏者是谁。右边墙角靠着两根手杖和一个实木厚重的挂衣架，衣架上挂着牵引装备和客人的衣服。
　　这位67岁的盲人按摩医师中气十足，一边给我做推拿，一边说话。他的声音沉稳有力，丝毫感觉不到喘息，就像坐在沙发上面对面跟你叙家常。
　　“用手？”我问。
　　“阅读啊！”这位叫乐康的按摩专家说，“现在有了APP，我听得多些了。”
　　“喜欢听什么？”
　　“听连丽如评书、马未都讲国宝收藏、易中天品三国。。。。。。”老人想了想，又说，“比较杂，但基本和历史相关的我都喜欢，不论正史还是演义。”
　　“我只听过晓说，”我有些惭愧，头趴在按摩床的脸洞里，听起来嗡声嗡气。
　　“他比我年轻两代，比你们年长两代，观点不见得具有代表性，但是多学习总是有收获。”
　　“老师，你真是传说中的深圳盲侠吗？这么爱学习，应该叫盲博士才对。”我抬起头，大声问他。
　　“哈哈哈”，老人大笑起来，“你这句话出现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是老师，第二我也不是盲侠，我更不是博士。”
　　“我觉得说的都是你。”我肯定地说，“讲讲你的故事吧，大哥！大哥不在江湖已经很久了，江湖还有盲侠的传说。”
　　“好吧，这个按摩疗程可能会长一点。”乐康笑着说，“三天后你的腰肌劳损管保好，后四天是保健性质。”
　　“一个月都没问题！”我兴奋的想从床上爬起来拥抱下他。
　　“侠是标榜的，盗是真的。我的侠是从盗开始的。”乐康悠悠地开始讲述。此时屋里正环绕着《如歌的行板》，这音乐很及时。
　　我出生于1953年，经历了我国建国后的几个特殊时期。得益于靠山吃山，全家人幸存。此地群山连绵，最高山峰为武功山，富饶山水矿藏，四季丰润，蕴育杂果野蔬，所以再困难的日子，也很难饿死山里人。
　　我不是先天就盲的，是7岁时因病得不到医治致盲。所以我是见过蓝天白云的。足矣!
　　70年代到80年代，温饱问题依然是全国人民的首要问题，人们轰轰烈烈地干了20年，生活水平仍和当初一样。经历过五六十年代洗礼的人们活下去的意志力顽强。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生产资料共有，生活资料凭票消费。那也是一个共享时代的巅峰，和当今时代的共享经济有个相同的玩笑话：除了老婆，没有什么是不能分享的！
　　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各种欲望也许比现在年轻人要大得多。共产主义理想告诉我们，未来是物质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社会，可现实又物质集中计划分配，物资奇缺。这对我们的刺激非常大，日夜激发着我们年轻人的想象力。我就想啊，物资丰富到什么地步呢？有没有专门给盲人开的汽车？有没有盲人大学？会不会有盲人法官盲人医生？我们对物质和金钱以及性的欲望被当时的政治热情和理想信念束缚压制，一旦稍微松下绑，就浑身抖擞，要一飞冲天。所以你看，和我同时代的作家，后来写出了不少讲欲望的小说，莫言是典型代表。
　　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妹妹，父亲是乡镇电工，母亲是邮电局工人，也算是双职工家庭。这样的双职工家庭孩子一多就像一根麻绳系秤砣，还系上六个！分到的所有票都不够用。为了能吃到分到多一点，兄妹之间有时候也打的头破血流。看过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就能理解这种残酷。
　　母亲为了喂饱我们，甘愿到农村各镇邮局流动工作，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两年得搬一次家，到镇上租住，共用农民的房子。两间房每个月一元钱租金。到农村工作孩子们饿不死，山里产出多，邻居们总是隔三差五送红薯土豆，哥哥们也上山摘猕猴桃山枣等四季野果、春天冬天砍竹笋吃，脱水晒干可以吃一年。我已经几十年不吃笋了，不吃水芹菜踏板菜红军菜地菜马齿苋……如果你喜欢吃小龙虾大闸蟹，天天吃，吃一年试试看？我吃了不知道多少年山野菜，一生都不愿再见到它们。
　　后来在水江镇长住10年，到1976年才回城。我父亲一直一个人到处跑着修电。我母亲伟大啊，一拖六，把我们都养大了。重点是我，唯一的一个残疾孩子，也打怪成功。
　　自从看不见东西以后，我上不了学，也没人会教盲文。每天在家帮妈妈做点家务、帮邻居晒场打场，除了必须用眼睛分辨物品及色彩的工作，其他的事我都能干。
　　只有我妈妈把我当正常人。她不断放手让我尝试独自去做高难度的事情，比如爬山、砌墙、打谷子。她让我很独立、很自信。我10岁时一个人出门、过马路，一根棍子点地，健步如飞。
　　18岁，父亲把我带进城，他一生只告诉了我一句话：“你迟早要独自生活，越早面对越好。”
　　我住在父亲的单位宿舍里。
　　进了城很快加入了盲人圈子，认识了几位盲人前辈，结识了几位盲人哥们。他们绝大部分都过得不好。在城里没有田，又不能进厂上班，只能靠人养着，做点零碎活，生存极为艰难。
　　有个哥们家里穷的每天只能菜场捡烂菜叶，不早早守着还捡不到。家里房子梁顶快断了，漏个大洞，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一样，眼看着没活路了。
　　我喜欢思考，闲不下来。思考的结果就是坏点子也多。
　　修房子势在必行。可是木头全在国家木材厂，没钱买。我和俩盲人小伙儿一合计，趁夜去偷！
　　木材厂有看门的门卫。是一个老头子，得先搞定他。我就拿了我爸单位发的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去找他。送上大礼，然后跟老人讲我这个瞎子朋友一家的苦，全指望他高抬贵手了。都是下层穷苦人，老人啥也没说。意思我懂了。
　　借了长板车，又请一个眼睛负责掌舵。月黑风高的夜，四个人悄悄摸进木材厂，眼睛指挥，我们抬木头。装满满一车，快快出场。眼睛在前面拉车，三个瞎子在后面猛推。跑了一百多米，看到木材厂灯光亮起来，后面门卫大喊：“有人偷东西了！抓贼！”
　　这次偷盗得手，哥几个大呼刺激过瘾，自信心爆棚，我们盲人终于找到事做，能给家里做点贡献了。能帮到别人，我很兴奋，欲望也膨胀起来，又偷了两次木头，多出来的转手一卖，哥几个分了，家里多少能少饿一阵子。
　　七八十年代，铁路边的扒火车、机械厂的卖零件、盐厂药厂都有办法偷……要活着啊！我一个亲戚家，整个村庄家家都有被抓走判刑的，因为住火车站边。扒火车的时候特别希望这是抗战时期日本鬼子的火车就好了，心里是有负罪感的。他们并没有因为偷盗富裕起来，但是因为偷盗坐了牢。
　　正常人进厂都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为祖国做贡献、按劳分配啥的，没我们盲人什么事。我们利用黑夜赋予的技能，去偷。
　　但都是根据需要去偷，多是给难兄难弟家里修房子，没想过做专业小偷。
　　我们去砖瓦厂偷瓦片，一个盲人兄弟被抓，我侥幸逃跑，突然醒了过来。我要父亲给我找书回来，我想学习，准备考盲校。
　　20岁，我才开始读书。
　　自学了三年，然后进京赶考。当时全国只有四十多所盲校。我差一分考上全国最好的盲校长春盲校。但是考上了南昌盲校。你说我是小学生呢，还是大学生呢？反正我认定这就是我从小心中梦想的盲人大学。
　　我在学校遇到了很多专业很厉害的老师，有盲的，也有正常的。我学习很有状态，很努力。对于熟悉人体肌肉、骨骼、脏腑、神经、血管等人体解剖学的简易知识。掌握按摩的作用和原理。掌握三十种以上按摩手法的施术要领和作用。掌握人体十四经络起止及常用五十个穴位的按摩保健作用。根据宾客要求，熟练掌握全身按摩施术技巧，采用相应手法、做到施力均匀。深度适度、手法灵活、选穴准确。有节奏感。这些我都没问题。
　　三年下来，所有科目全优毕业。
　　毕业分配到市干部疗养院，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虽说是吃苦力饭的，但作为一个盲人能自食其力，真是最大的幸运。当时我国盲人人口几百万，读了盲校且能有一份国家给的稳定工作的应该不多。现在我国盲人有一千三百多万，现在政策更好了，特教学校很多，盲人的状况应该改善了不少，不知道有多少盲人还在生存线上挣扎。
　　我们这个群体跟你们不一样，我们生活在社会黑影里，被正常社会忽略。社会发展太快，正常人都跟不上潮流，自顾不暇，眼盲的聋哑的肢体残疾的这些人没有外在帮助很难自立。本身受忽略受歧视，再加上文盲，生存状态可想而知。大多数盲人要么沿街讨饭、要么街头卖艺。还做些看相、摸骨之类的不靠谱工作，说到底都是乞讨。我听过太多盲人惨死的故事。自生自灭是我们的常态。
　　我感恩我只是眼盲，智力正常，比聋哑人要好很多。聋哑人交流困难，比盲人更惨。
　　因为有国家公职身份，我父亲给我找了个乡下女孩子，一个完美的女孩，眼睛正常、手脚麻利。我到现在还觉得我老婆好完美，就是觉得她脑子不正常，竟然愿意嫁给我。她的回答永远是：瞎子端国家饭碗，有工资，饿不死啊。那时候人们的心里就这点儿追求。好比现在女孩子想嫁富豪的心思一样的。我那时是一个盲豪。工资每个月十几块，我自己不花，都交给母亲，结婚后都交给老婆。后来有了女儿，生活也过得去。父母亲最担心我的人生难过，结果我最先过上了稳定的生活。
　　我经常告诫我的外孙：读书和不读书完全不一样。对任何人都同样道理。
　　但是我还想读社会这本大书。
　　我手上按摩的都是国家干部，大大小小的。有爱说话的、有倾诉苦恼的、有沉默不语的。十年的按摩经验，我已经习惯了很快知道客人除身体按摩之外，还需要什么。为了能和各色客人聊天，我不断学习，一有空就拿起盲文书，看书，做笔记。一个成功的按摩师，不仅要掌握中医推拿学、经络学、人体解剖学等知识，还得了解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历史文学等知识。
　　简单地说，就是不仅要按摩手法出众，更要做好顾客的心里按摩。这样疗效最好。
　　1990年某天，卢市长特地来找我按摩，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一个市长的毛病是腰椎间盘突出，而不是酒精肝脂肪肝之类的毛病，可见这个市长工作强度之大，我断定他是个好市长。卢市长非常礼貌非常儒雅，只是不多说一句话。我拿出我职业生涯里最严肃最认真最敬业的态度为市长消除疲劳和痛苦。做到第三天，卢市长突然对我说：“小伙子，手艺很好啊，呆着这儿有没有觉得委屈？”
　　我一愣，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自己会一辈子在疗养院做按摩，养家糊口到老死。我的人生我自己已经看到坟墓了。市长这么一说，难道是在考察我，还是有别的出路？
　　我紧张的回答说：”没有，没有，感谢政府感谢共产党，给我这样的盲人新生，能为国家做贡献，不叫苦不叫累。“
　　”呵呵，挺会说话的。我的意思是现在南下下海潮，你不去施展你的才华似乎可惜了。“
　　”您是说去深圳打工？“我立马兴奋地说，”我有盲人同学去了。我没想过。我是吃国家粮食的人，国家需要我，不能走。“
　　市长趴在那里，听得出来他的笑声，很放松，”未来十年吃国家粮的人会越来越少，国家干部不花钱，还要你们为他们的身体担忧。这样的道理很快就会不存在。“
　　”不会吧，我会失业？“我疑惑，
　　”不会，在这里你会过的安稳，“卢市长说，”我的意思是你可能会错过了精彩大世界。改革开放的步子会越来越大。“
　　市长的话引发了我的深思，我内心不是个安分的人，有着天下所有年轻人，尤其那个时代刚解放出来的年轻人所具备的幻想、冲动和闯劲。唯一不同的是：我是瞎子。可是我不认为自己不正常，瞎子能做的事情少，但是会把能做的事情做好。
　　回到家我马上跟深圳的几个同学打电话询问情况。当年南昌盲校的同学已经去了十几个，其中一个同学阿德组织大家去的。他热烈欢迎我去，他认为我去了一定是头牌，就跟李师师一样。
　　我蠢蠢欲动。和家人商量，大家都同意，问题是怎么跟单位告假？停薪留职不是容易事。
　　我去找了我最信任的也最欣赏我的院长，说明来意，院长哈哈一笑，说：”我就猜到你小子会跑。据说南边按摩业蛮跑火，这个地方关不住你。“
　　但是院长没答应。疗养院缺人按摩，就我一个盲人专科出身的按摩师，他不会轻易放我走。他让我再呆两年，待遇提高，福利一定多给。我明白他想等他退休了，哪怕洪水滔天都随便了。院长是拿着大印的国家的院长，他是我的天。他不答应的事，我一点顶撞的胆量也没有。
　　无奈之中，我想起了卢市长。我鼓足勇气跟卢市长讲了想法，并求他帮忙说服院长。
　　卢市长停了一会儿，说：”你想办停薪留职不是不可以，疗养院人满为患。如果我能，早砍掉了这个机构。“
　　“趁年轻有雄心壮志闯世界，我支持。但是记住受伤了一定要回来。”
　　我不知道市长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听他说了“我支持”三个字就特激动。给市长做七天按摩，如果能改变我一生，不论好坏都值得。
　　我再去找院长谈，院长提出两个条件：一，先去深圳一个月考察，后悔了随时可以回来；二，如果决定留深圳，每个月要交给疗养院500元。这个条件我老婆不答应了，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52块。500块是天文数字，怎么赚得到？
　　井底之蛙永远无法看到天空广阔。我不想做那只青蛙。此时的我，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
　　我答应了。
　　1991年的春节后，我坐上绿皮车，老婆孩子哭着送我。我老婆特别不放心我，被她照顾习惯了。我还能不能自立？答案是肯定的啊，我母亲对我的教育已经根深蒂固。跟所有南下打工的农民工一样，我扛着红绿格花蛇皮袋子，拄着我的文明棍，高抬着头，怀揣着冒险梦和发财梦，有点悲壮但更多振奋，在那个春天，走出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