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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夜的紧张施工，别里山口戍堡终于在黎明时分完工，在那些民夫吃完早饭以后，刘子墨就要求他们立即撤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留下来休息一天的请求，那些民夫也只好满面怒气地赶着马车带着修建工具离开。
在民夫离开后，刘子墨就命令飞鹰去烽火台值守，茶杯快马加鞭去催促唐元彪带着那一百五十名士兵速度来戍堡，而刘子墨则单枪匹马往小勃律方向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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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在范阳调集好兵马后，为了获得更多的粮草和武器装备，又连忙赶往长安，安禄山入朝后，对安禄山彻底放心的玄宗又命有司于亲仁坊为其建第宅，并下敕令但穷其壮丽，不计财力。宅第建成后，又赐日用器皿，其中有帖白檀香木床二张，皆长一丈，宽六尺；银平脱屏风，帐方一丈六尺。即是厨厩用物，亦是金银做成。其中有金饭罂、银淘盆等，皆大可装五斗，并有织银丝筐及银笊篱等。虽禁中服御之物亦不及。玄宗还令中使督其工役，常常告诫说：“胡人眼大，不可使其笑我。”禄山入新第后，置酒宴庆贺，乞玄宗降墨敕请宰相至其第。此日，玄宗本欲在楼下击球，遂罢其游戏，命宰相赴会。每日遣杨氏诸家与安禄山选优胜之地游乐，并伴以梨园教坊乐。玄宗每食美食，或从后苑中猎得鲜禽，皆派中使走马赐禄山。
天宝十年正月二十日，是安禄山生日，玄宗及贵妃赏赐衣服、宝器及美味佳肴无数。然后召禄山入禁中，贵妃用锦绣为大襁褓，裹住禄山，使宫人用彩舆抬起。玄宗听见**欢笑之声，问其原因，左右答以贵妃三日洗禄儿。玄宗也去观看，并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又厚赐禄山，尽欢而散。从此禄山可以自由出入宫掖，有时与贵妃对食，通宵不出，丑闻传于外，玄宗也不过问。
安禄山不光巴结杨贵妃，而且在朝廷中广织党羽，而朝中一些趋炎附势之辈也争相投靠，户部郎中吉温见安禄山有宠，又依附之，并结为兄弟。吉温对禄山说：李左相（林甫）虽与兄亲近，但必不肯以兄为相。我虽然为其驱使出力，但终不得提拔。兄如果能在皇上面前推荐我，我也奏说兄堪当大任，一起排挤李林甫，兄就可以做宰相了。安禄山听后很高兴，就多次在玄宗面前称赞吉温有才能。
禄山为河东节度使，即奏吉温为节度副使、知留后，以大理司直张通儒为留后判官，河东镇政事悉委于二人。是时，杨国忠为御史中丞，方承恩宠，权倾朝野，而安禄山对杨国忠却极为轻视，而杨国忠也恨安禄山入骨。但禄山见林甫，礼貌颇恭，林甫与禄山言谈，先揣知其情，在其前言之，禄山惊服。对于公卿，禄山皆目中无人，唯独怕李林甫，每见时，虽寒冬腊月，也常汗流沾衣。林甫引禄山坐于中书厅，以温言相安抚，并解己之披袍覆禄山身上。禄山感荷，言无不尽，称林甫为十郎（仆人对主人的称呼）。回范阳（今北京）后，刘骆谷每次从长安来，禄山总要问：十郎有何言?听到美言则心中欢喜，如听到说：告诉安大夫，要好自检校，禄山则心中忧愁惧怕。
禄山既兼任三镇节度使，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赏刑己出，遂日益骄横。从不去拜见太子，见玄宗年岁已大，便心中无惧。又看见此时朝廷武备松弛，外重里轻，更坚定了其谋反之意。其孔目官严庄、掌书记高尚，为之解图谶，劝禄山作乱。禄山私养同罗、奚与契丹降者八千余人，称之为“曳落河”。“曳落河”，胡语即是“壮士”的意思。及家僮一百余人。这些兵皆骁勇善战，以一当十，又畜养战马数万匹，多贮兵器，派胡商至各道贩货，每年输珍宝轻货数百万。私作绯紫袍、金鱼袋，以百万计。以高尚、严庄、张通儒及将军孙孝哲为心腹，史思明、安守忠、等人皆为爪牙。
高尚本名不危，雍奴（今河北武清西北）人，颇有才学，曾游河朔（即河北），贫困不得志，叹说：我高不危应该举大事而死，岂能终生贫贱，吃草根而求生，一事无成邪！安禄山遂引于幕府中。高尚典表奏，严庄掌簿书。孙孝哲是契丹族人，有勇有谋，能征善战。田承嗣世为卢龙（今辽宁朝阳）军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曾逢大雪，禄山按行诸营，至承嗣军营，寂若无人，入看士卒，不缺一人，禄山以是器重。
安禄山为其谋反已经在进行做全面的准备。然而一带圣君唐玄宗却没有看到盛世之下的深重危机。
天宝十年（七五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帅兵讨南诏，大败于泸南（今云南姚安）。当时仲通将兵八万，从戎州（今四川宜宾）和嶲州（今四川西昌）分两道出发，至曲州（今云南昭通）和靖州（今云南彝良西北）。南诏王阁罗凤闻唐军来伐，遣使谢罪，并请还天宝九年所俘掠唐之人物，并修复云南（今云南祥云）城仍归于唐。并说：现在吐蕃大兵压境，如果不许，我将归依吐蕃，则南诏就非唐所有。
鲜于仲通不允，且囚禁其使者。进军至西洱河（今云南洱海），与阁罗凤所帅南诏军战，唐军大败，战死者六万余人，大将王天运战死，鲜于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兼职着剑南道观察使，这场战争也是杨国忠为了捞战功，私下发动的，所以杨国忠就掩其败状，仍奏仲通有战功。阁罗凤遂收敛唐士卒战尸，筑为京观，背唐而北臣于吐蕃。蛮语称弟为“钟”，吐蕃即命阁罗凤为“赞普钟”，号为东帝，并授给金印。阁罗凤刻碑于国门，言己因不得已而叛唐，并说：我世世代代臣于唐，受其封爵。如果后世能够再归唐，当指此碑以示唐使者，使知我叛唐非本心。唐代政治家李泌曾中肯地评述：“云南自汉以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
杨国忠则大肆污蔑南诏，于是玄宗下制大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以击南诏。时人听说云南地方多瘴气，士卒未战而死者占大部分，因无应募者。杨国忠遂派御史到各地捉人，锁送到军所。按旧制，百姓有勋者可以免除征役，当时连年征战，调兵极多，国忠就奏先取高勋，于是被征者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哭声振野。
南诏之战也即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