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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用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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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慈禧缓缓说道,“这一次,西藏那边儿,还是有诚意的,那个摄政德柱,不是说什么,嗯,一力赞成朝廷推行‘通用语’,**喇嘛是次入京觐见,正好‘延请名师,教授汉文,精益学问’吗?”
  
  关卓凡心想,我整整一个师的兵力,就在一旁虎视眈眈,“西藏那边儿”,自然“是有诚意的”。
  
  嘴里说道:“是!臣等必悉心筹备,务求周全,不令远人失意。不过,学汉文,长学问,几个月的光景,嗯,是远远不够的。十二世**喇嘛年纪尚幼,如果能在北京待上数年,名师朝夕教导,必学业精进,卓然大成,至臻至善!”
  
  顿了一顿,说道:“另外,皇上的年纪也不算大,君臣彼此过从,日子久了,感情也自然深厚。这个,皇上亲政之后,恩纶广布,西藏必大蒙其利。”
  
  这一段话,用心极深,但即便憨厚如慈安者,关卓凡真实用意,也能默喻。两宫皇太后心头微震,彼此交换了一个眼色,缓缓点头。
  
  “好,”慈禧说,“你用心去办吧!”
  
  “是!臣谨遵懿旨!”
  
  “唉,”慈安说道,“这位小**喇嘛,不过六岁多点儿的小人儿,就要走那么远的路——得好几千里吧?怪可怜见儿的!我听说,西藏的气候,古怪的很,和咱们这儿,大不一样,这一路上,可不敢水土不服,生什么大病啊!”
  
  这是非常实在的顾虑。彼时西藏至北京。路途遥远。气候变迁。即便身体健康的成年人,都不敢保证万全,何况一个六岁的孩子?
  
  “母后皇太后厪虑极是!”关卓凡说,“五世**喇嘛入京觐见,走的是先出青海、再进蒙古的路,走走停停,三月份动身,年底才到达北京。前前后后,足足花了十个月,对于一个六岁幼童来说,确实是太折腾了。”
  
  顿了一顿,说道:“臣以为,十二世**喇嘛入觐,应该先出四川,后走长江水道,顺流而下,直到上海。再转乘海船,北上天津。由津入京觐见。这样,就算走得再慢,通扯计起来,三两个月的时间,也尽够了;且不必罹风沙之苦,舒服得多。”
  
  “嗯,这条路线,确实更周到些。”
  
  “还有,”关卓凡说,“藏人不耐暑热。不过,十二世**喇嘛入京觐见,必诸多筹备,总还要个把月方能成行,等到动身的时候,已近入秋;到达四川的时候,已是深秋,彼时内地的气候,亦很凉爽了;到达北京,已是孟冬,对藏人来说,也是很适宜的气候。”
  
  “有道理。”
  
  “臣命轮船招商局,”关卓凡说,“派最大、最好的江轮、海轮,悉心布置,为十二世**喇嘛座船;同时,也派最好的医生——包括洋医生,随船伺候。十二世**喇嘛年纪虽幼,但听说体气素壮,嗯,这一路,断不至生出什么大恙的,请两位皇太后且舒厪虑。”
  
  两宫皇太后齐齐颔首:“好,十分妥当。”
  
  如此安排,慈安真以为“十分妥当”了,关卓凡计划中的另一层深意,目下她还不能领悟,但慈禧却是心知肚明的:
  
  十二世**喇嘛入觐,不叫他走青海、蒙古的路线,是为了削弱**喇嘛在青海、蒙古地区的影响力。这个情形,和国初的时候,刚刚好倒转了过来:那个时候,朝廷为抚绥青海、蒙古,必要大力借重**喇嘛,五世**喇嘛入觐,若不走青海、蒙古,朝廷恐怕还不答应呢。
  
  当然,减少路途时长,也是重要的考量。毕竟,六岁的孩子,体气再壮,和成年人相比,也是娇弱的。花在路上的时间愈少,出现的意外状况就愈少。
  
  只是,就连关卓凡也没有想到,在十二世**喇嘛的健康问题上,德柱活佛的想法,和北京的君臣并不一样——此次入觐,不要说十二世**喇嘛的“健康”了,就连其“生死”,亦不是德柱活佛真正在意的。
  
  虽然,他是十二世**喇嘛的经师,就师徒之间的私人感情来说,还是非常深厚的。
  
  可是,德柱活佛眼中,十二世**喇嘛,不是他德柱一个人的徒弟,甚至,不能算“一个人”。他是全西藏的**喇嘛,既然接受全西藏的供奉,就有为全西藏奉献的义务。就算有什么不忍言之事,那也是“割肉饲鹰”,是他的本分——西藏这边儿,再“转世”一个**喇嘛就是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关键是,十二世**喇嘛的“牺牲”,能不能为西藏换取最大化的利益?
  
  这些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十二世**喇嘛既然入觐,”慈禧说,“轩军……是不是暂时就不必入藏了?”
  
  “是。”关卓凡微微一笑,“不过,也不必着急撤回来。”
  
  “嗯,”慈禧点了点头,“我晓得,要‘改土归流’了。”
  
  *
  
  “改土归流”,即废土司,设流官。
  
  自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始,近两千年来,中原王朝锲而不舍经略西南,但直至清雍正之前,中央政府对西南的大片国土,只有宗主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权,或者说,只有很不完整的行政权。
  
  中央政府对上述地区的统治,是通过“土官治土民”的土司制实现的。土司皆为世袭,一个土司就是一个土皇帝,在其治下,横征暴敛,生杀予夺,朝廷基本不能干涉。土司向朝廷缴纳的赋税,也只是象征性的。
  
  土司制起于唐之羁縻州,成于元,到了明朝,其弊端已曝露无疑。
  
  土司治下,犹如独立王国,时日愈长,土司的骄狂之气愈长,愈轻视朝廷的权威。对内,土司愈加暴虐,对外,则愈加张狂,动辄彼此攻伐,大打出手,不但不听朝廷节制,有那野心膨胀的,连朝廷都照打不误。
  
  永乐朝的思南田琛、思州田宗鼎的两田之乱,万历朝的播州杨应龙之乱,天启朝的奢安之乱,这几场土司叛乱,规模都相当不小,尤其是杨应龙之乱、奢安之乱,虽然局促西南一隅,但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平叛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对明朝的衰亡,起到了或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清世宗登基,痛定思痛,决意彻底铲除土司制这个毒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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