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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朝历代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识时务者为俊杰。
时代发展需要什么，具备了这个发展所需要的才能，方会脱颖而出，抓住施展才能的机会，方能成就自己的圣贤事业。本朝一百多年来，社会精英基本上都要进士出身，不通过进士这个门槛，即便有一肚子学问，也只能沤烂在肚子里。
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对照国家当前的形势，射和御的需要最为紧迫。
从鞑靼草原游历归来，王守仁一直比较关注边境局势，几年来，鞑靼草原，号称大可汗的小王子，纠集火筛等各部落，从东到西，对大明边境进行无数次的游击性侵扰。
朝廷《邸报》边境动态栏目上除了边患，就是捷报。如果动脑子想一下，就会猜到这种所谓捷报的含金量。既然边军连战连捷，敌寇怎么会屡败屡战？敌寇大事抢掠，满载而归，那就是得胜而归。边军不过是以敌人逃跑为胜利罢了。
鞑靼人战术是游击性质，鞑靼人生活是游牧性质，他们没有固定的老巢。这几年来，明军只有一次号称大胜的进攻性战斗，但那不过是围歼了小王子的一个留守窝点，歼灭了四百多鞑靼兵。朝廷为了表彰这久违且难得的胜利，指挥官加官晋爵，但小王子有生力量没有丝毫损伤，不久，他们便对大明边境进行了报复性的烧杀。
王守仁从仓廪实知礼节这一层考虑，知道野蛮部落虽然野蛮，但是他们的侵边战争与大明朝廷屡屡拒绝他们的贸易要求，甚至封锁日用品的出口有关。
不过，这不是遭受侵略的借口。
恩准贸易是大明的仁义，拒绝贸易是大明的权利。作为大明，即便我们是礼仪之邦，武备要常备，军弱遭敌凌。有实力做后盾的礼仪，是自信的礼仪；没有实力的礼仪，是自欺欺人的礼仪和虚张声势的礼仪。
王守仁常听人说起，皇帝他老人家常常操心的事：一是人祸，人祸就是边患；二是天灾，天灾有河患、旱灾和地震。
王守仁要为皇帝他老人家解忧，要赴国难，就要学好六艺中的射和御。
射和御是武备学问。武备学问，有形的骑马射箭是一种技术学问，无形的用兵布阵是一种智慧学问，都是生存学问，以智慧操纵武力，以智慧制止暴力，武备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威慑和防备战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武备是自强不息。
国子监的射圃操场不专业，兵部下属的武学有专业的射击场，有军事课程。武学的教材除了“四书五经”，还有《武经七书》《百将传》，训练课程有骑射、剑弩、火攻和战阵等。
国子监有王守仁的同学倪宗正和张仲春，三位举人经常到北京武学蹭课。
王守仁听了两次武学课，就失去了听课的兴趣。来武学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到演武场骑马射箭，二是为了二十五卷本的《武经七书》。孙斌很帮忙，武学尊经阁对王守仁全方位开放。
王守仁和倪宗正、张仲春，与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对军事感兴趣的朋友讨论、切磋、争论、交流、试验，一起布阵，一起破阵！
王守仁有一个疑惑，《论语》教他“仁”，《大学》教他“正心”，《中庸》教他“诚”，《孟子》教他“义”，娄一斋教他“敬”，《武经七书》中说到战争战术，处处离不了一个计谋，这和《道德经》所说的也很一致。
《道德经》说治国用“正”，具体说就是一个“仁”字；用兵以“奇”，具体说就是一个“诡”字，那就是“诡计”。
作为一个诚实的人，要运用这些阴谋诡计，而且做到笑里藏刀，脸不红心不跳，王守仁自认为，还需慢慢磨炼。
王守仁满心在研学《武经七书》，琢磨绥靖边境的对策。
为了边境安定，剿抚鞑虏，王守仁探索是否可以胡萝卜与大棒，大棒就是严整武备，胡萝卜就是输出文明，在野蛮人中传播文明，传播中华文化，比如办一个草原儒学院之类的机构，用仁义礼智信来对野蛮人进行洗脑。
有没有这个先例呢？应该有！
鞑靼的先辈们曾经窃据神州大地，但是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并没有灭绝，这就说明前朝这个残暴政权并没有能灭绝中华文化。
不管是学做圣贤，还是为了应对科举考试，王守仁都要做一门功课，就是把中华文化从古到今，拧成一条绳，从前到后把它捋顺理清。
自伏羲到周文王、周公，到孔子、孟子、曾子、子思，一直到宋代的二程、朱熹，再到大明，这中间的元代不能断代，王守仁搜索资料，元代有大儒，一是中原的许衡，二是江西的吴澄。
许衡曾经当过元代的国子监大学校长，专门教授鞑靼子弟“四书五经”。查到这个资料，给王守仁开办草原儒学院的想法浇了一盆冷水，却对他的进士考试大有帮助。
这年年十月，王守仁、倪宗正和张仲春三人为当年新举人谢迪举办接风宴。谢迪为了参加明年的会试，提前来京投奔哥哥内阁大学士谢迁。
谢迪的到来提醒王守仁，该全力投入明春的考试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