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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身边虽然有不少思想开放。锐意进取，并且勤奋努力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一些也展露出让人惊叹的才华，然而毕竟数量有限，而用人之处又相当之多，各自都有更适合的地方。
考虑到学院的建设，不但需要开放的思想，如何融合传统，并且系统地建设与发展，还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一个拥有良好个人修养和素质的领头人是必不可少的。在李彦看来，徐光启担任皇家格物院院长、李之藻担任皇家格物学院院长，都是比较合适的，在校务管理方面，李之藻未必能做得很好，不过，作为知名学术专家，他还是很有号召力的。
考虑到宋应星所具备的学术水平，聘请他为华夏工学院的“教授”，甚至担任院长，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这也只是李彦暂时的想法，到底宋应星可不可用，又要如何用，还得等到两人见了面，对宋应星有更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李彦还从李之藻那边了解到，虽然说多数的举子对格物学院、工学院不以为然，不过华夏学院倒是更受欢迎，这次会试结束之后，想来会有一些举子会选择进入华夏学院学习。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哪怕都知道希望渺茫，也没有人妄自菲薄，就开始安排落第以后的事情，倒是有些意愿和倾向，也能够看出来。
举子们最乐于看到的，似乎是学院自由而热烈的学术氛围，这些日子，学院经常会有一些演讲、辩论，因为年轻人居多，所以场面往往很火爆，也很能吸引年轻举子的目光，结果到了后来。也有不少举子加入辩论，甚至有人连续参加了好几场。
对于愿意进入华夏学院学习的，李彦自然举双手欢迎，其实能够在各省的乡试中考中举人，在学识上的水平，都是不错的，李彦甚至想要从中选聘一些担任学院教导。
不过，华夏书院并不用担心教导人员的人数会不足，就在各地举子汇聚京城的同时，在各省进行的国士推举，也正在有条不紊地一级一级地进行当中。
这是第一次全国性国士推举，不过过程同李彦想要的那种民主直选，还有很大的差别，要知道即便是在后世，以华夏这样的情况，如此广阔的国土，以及众多人口，实现直选也有很多现实困难，何况是在几百年前的明末。
李彦的目的本身也并不是为民主而民主，他只是希望完成新的权力体系的架构，对朝廷的权力进行制衡，哪怕是他不再掌控朝政权力，甚至不再在朝为官，大明帝国仍然能维持他想要的那种运作方式，那就是最大的胜利了。
这次国士推举，不管是推举人，还是候选人，都给限定了严格的范围，可以说。这只是一次小范围内的民主，却也是华夏历史上的第一次，意义深远。
辽东、北直隶，以及江南有些地方，地方上的国士推举做得相对较好，按照程序，通常是由各州县划定辖区内拥有资格的推举人、及候选人，然后由有资格的候选人报名参加，再由县里组织推举人投票，推举出本州县的州士、县士，以及代表当地州县的“府士”。
然后再由这些“府士”汇聚府城，一起推举出代表本府到省里的“省士”，至于最后能够进京的“国士”，则由各省的“省士”会商推举。
这其实就形成了朝廷、各省、府、州县这几级的民主推举，各地推举出来的县士、州士、府士、省士，眼下并不具备决策和行政的权力。不过，他们可以评议官声，并且会商地方上的大事，事实上，根据各地初步反馈上来的情况，能够当选为县士、州士、府士、省士者，多数都是地方上声名比较显赫的世家，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就算没有这样一种民主议政制度，也从来不能小窥，只不过这样的制度，给了他们合法参政议政的权力和渠道。
在李彦的运作之下，大理寺、都察院、六科、吏部对这次国士的推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且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推举的过程进行监督。虽然也出现不少问题，总体情况还算不错，毕竟这是第一次，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意义。
在华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举孝廉的九品中正制，那时候没有科举，人才就是通过“举孝廉”的方式进行推举、征辟，这次国士推举虽然有所不同，却给人解释为古风的重现，推举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与此也有莫大的关系。
各地推举的情况陆续反馈上来，虽然结果和过程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总算是按照流程，产生了大明史上第一批的“国士”，而当选者虽然不少德高望重者，也有一些地方上的豪商，总的来说，还算比较有说服力，当然也少不了一些争议。
对于新产生的这些国士，李彦一直给予最强烈的关注，镇抚司搜集了每一个国士的详细资料，以方便李彦了解，而最终的结果也并不出乎李彦意料，保守势力的代表数量显然更多，而能够在地方上冲出重围的商业资本的代表，则寥寥可数。
当然，江南一些士绅、世家也都经商，他们代表怎样的立场，还比较难说，而国士院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李彦此刻也没有多少把握。
就在各地举子陆续汇聚京城的同时，各地刚刚产生出来的“国士”们，也纷纷踏上征程，登船坐车，他们的目的地，也同各位举子一样，那就是北京城。
国士们将组成国士院。每五年召开一次大会，会议军国大事，以及重要的人事任免，具体来说，其实就是审议内阁成员名单，以及首辅的任命，并审议各项法律法规。
由于还是草创阶段，国士院的权力其实还会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对于军国大事。以及内阁成员的任命，只有审议权，还没有最终决定的权力，基本上，新内阁的组织，还是由原内阁几位成员商议决定，其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
对于第一次参加国士院的国士们来说，这样的权力，已经让他们感到满意，而朝廷正式公布的国士院会议日程和议题，重点还是一些大政方针，现行内阁表示，这些大政方针，一经国士院审议通过，将成为新内阁未来施政的蓝本。
在公布的议题中，譬如“五年复辽”、“水利建设”、“土地开垦”等等，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建设计划，这些提法，让与会的国士们都感到新鲜，更别提通过报纸了解到情况的普通百姓。
这种对于未来的系统计划，是历朝历代所不曾做过的事情，虽然说历史上也不乏朝廷官府对百姓的承诺和展望，譬如修造水利工程。组织屯田，如何改善民生，但是像这样的系统规划，确实是之前从来不曾出现过的。
这样的做法，很容易调动人心与社会舆论氛围，在国士们刚刚上路之时，大江南北，已经开始议论这些话题，有人叫好，也有人怀疑。
因为那些计划能不能通过，以及具体如何计划、实施，都还要由国士们进行审议和决策，因而但凡国士们经过的地方，便不会缺少关注，大家都希望国士们能够让计划成真，并且制定出更好的发展计划。
《华夏时报》对于即将开始的首届国士大会报以热切的期待，为此特别制作专题和特刊进行宣传，并发表评论分析这次大会的意义：是汇聚天下精英，共商国家未来发展大计。
《华夏时报》的舆论导向，是将人们关注的焦点转移到未来五年的计划上面，并且着重强调了国士大会的意义，以及将要承担的使命和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士、国士院的作用进行了拔高，或许也不能说是拔高，不过是现在还无法做到，却是将来要实现的目标。
《华夏时报》反复强调国士们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李彦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影响国士们对于未来的选择，虽然说他们现在的权力，实际的影响还很多，不过李彦还是希望借助这次机会，将代议制的民主政治框架，首先搭建起来，然后再慢慢发展。
经过一系列宣传和造势，首届国士大会的召开，可谓万众瞩目，而多家媒体的参与，也让国士们都意识到，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会议。
按照议程，大会首先是由内阁做述职报告，包括孙承宗、朱延禧、李彦等内阁官员，都分别做了报告，这是第一次，所以就显得比较特别些，仅仅是这一项议程，就用了一天的时间，不过看得出来，国士们对于内阁大员在会场认认真真地做述职报告，感觉就很不一样，因而给的评价就很高。
事实上，其他人的报告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只有李彦的情况比较复杂，他所遇到的提问比较多，虽然大多数人是善意，但也有很多是对李彦的做法表示不解。幸亏李彦早有准备，都能做出比较合适的回答，并争取国士们的支持。
只不过有的观点很难一下子就改变过来，这就使得李彦的工作遭到了最多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