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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六年腊月，北方连降大雪。京城物价飞涨，李彦提出非常时期，要在京城实行戒严，对米粮限量供应。考虑到实际情况，内阁通过了这个提议。
然而，让孙承宗、叶向高等人没有料到的是，李彦将“紧急状况”下的权限用到最大，连夜调兵京城，不但查封多家米铺，而且锦衣卫的缇骑也再次出动，抓了许多人，说是“散步谣言，危害国家安全”。
直到这个时候，才有人想到李彦控制着五军都督府、兵部、锦衣卫等强力机构，要不是当初孙承宗等人小心，甚至还会包括刑部。虽然现在李彦不能通过刑部抓人，不过军队和锦衣卫镇抚司却像两把利剑，让任何心怀叵测者胆颤心惊。
实际上，锦衣卫和新整编的京师三大营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将暴力破坏的范围无限延展，只不过他们的动作雷霆万钧。一夜之间，京城七大米行全部被封，旗下各家米店的掌柜，还有米行的幕后老板，都给抓了起来。
镇抚司抓人，沿袭锦衣卫一贯的风格，不管证据，也不讲道理，首先抓起来再说。
虽然李彦并不想做这种有违他所倡导的“法治”，不过大家都不遵守法制，却用法制将自己捆绑起来，要来个“君子之战”，这显然是找虐。而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暗流涌动，也让他知道有些事情，并不总会按照他所设计的那样发展。
这次暴风雪中发生的事情，就给李彦提了个醒，让他意识到做事情并不能够理想化，暴力和法制，两手都要抓，都要硬。
对于那些遵守法制，没有超出底线的，李彦自然会推崇法制。而对于那些蠢蠢欲动，将他的友善当做好欺负的话，那么他也不会客气，就以暴力来对待。
新年之前的这次行动，直接封掉几大米行，并且宣布这些米行全部充公，而且还抓了幕后的几大豪强，不仅查米行，还查抄了这几家的其它财产，雷霆手段，让人触目惊心。
如果说之前李彦摆出一副“讲道理”的姿态，底下很多人蠢蠢欲动，突然之间来了这套动作，局势居然平静下来，原来蠢蠢欲动的那些人，不约而同地纷纷偃旗息鼓，好像这会儿才突然意识到，什么法制不法制的，李彦强兵在手，就连魏忠贤都能杀，还有什么不能杀的？
事实上，七大米行的幕后老板，虽然都是京畿一带有数的豪强，甚至有两家还是勋贵，不过都被李彦连根拔起，半点情面都不曾保留。李彦就是要借此告诉天下人，有些事情，他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想做。
当然。李彦做事的风格，就是不管如何，都要从道理上说得过去，这可能也是穿越之前的人生经验，那会儿讲究个国际法，做啥都要有个理由。
这些豪强雄霸一方，横行无忌，身上的罪行自然不再少数，镇抚司稍微下点功夫，搜集起来的证据，就能够定下一个抄家灭族的罪名。虽然说定罪要经过大理寺，不过现在是“紧急状态”，戒严时期，李彦直接让锦衣卫去抄家、抓人，倒是没有将事情做绝，立刻将人给砍了。
虽然如此，这些给抓起来的豪强，也难有翻身的那一天，一则人都给抓了，财产也给没收，所谓墙倒众人推，这个时候可少不了落井下石的人。何况，锦衣卫也确实搜集了他们的很多罪责和证据，只要大理寺按照这些证据判罪，那他们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配合这次行动，华夏社的报刊刊发了系列文章，其主旨和立场，无非就是朝廷的此次行动，源起某些不法奸商，勾结鞑虏，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并且散布谣言，祸国殃民，认为紧急状态下的戒严，有效稳定了京城的局势，特别是米粮的价格，从戒严之前的天价，很快回落到只比平时价格稍高的水平上，虽然是限量供应，却也能保证大多数京城的居民吃上粮食。
戒严前后米价的变化，成为李彦和锦衣卫这次行动的最好注脚，也正因为如此，京城的百姓都为之拍手叫好，同很多富豪噤若寒蝉形成鲜明的对比。
虽然也有人指出此次行动不符合法制，不过华夏社刊发的文章却指出，突然的行动是符合法律程序的。首先是内阁通过了京城进入紧急状态，并进行戒严的提案，有了这个决定，之后军队和锦衣卫才会有行动，因而这是一件合法并且合乎程序的行动，并不违法。相反，那些投机倒把的商人，才是真正的违法者。
石柱国对这次行动本来并不赞成，不过他作为共和社的核心成员之一，在议事时，李彦的提案表决后通过，他也就只能遵从集体的决策，调集华夏社的资源，展开“宣传战”。
经过这些年的打磨，特别是在李彦的深刻影响之下，石柱国对于各种宣传、造势手段的运用，虽然还远远称不上纯熟，但也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
华夏社的造势、辩白，也将这次事件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极为有限的程度，石柱国对于报刊手段的运用，让李永非常满意。
实质上，李彦的动作也不仅仅限于表面上这些。借着这次临时戒严，李彦频出重手，对那些阴谋反对自己的势力和人员进行打击，仅仅是京西的华夏讲武学堂，就有数百学员，给找了个由头，“发配”辽东。
当然，所谓发配，表面上的原因是建奴趁着天气严寒。在辽东发动了军事行动，所以需要充实力量，这些在讲武学堂学习过的军官，自然是最佳的选择。
虽然说辽东的局面已经有所改观，双方处于相持阶段，不过很多人还是认为讲武学堂此举，就是想要让他们去辽东送死，他们自然并不甘心。
不过，此前他们商量了一些对策，想要重新掌握一部分兵力，这会儿才突然发现，原来一切都是虚幻，学堂这边虽然就只有一哨复辽军，按照标准编制，也就是五六百人。
此时复辽军正在京畿大肆编练新军，这五六百人虽然是基干力量，不会随意指派别的任务，不过讲武学堂自然也要承担一些训练新兵的任务，故而学堂这边，其实还有一个营，也就是四五千人左右的新军。
有人想煽动这部分新军跟自己干，起码他们头上还顶着朝廷武将的名号，其中有副将。也有参将，品级都不低。
只不过京里一旦采取行动，就是这些新军过来将他们一个个都抓了起来，讲武学堂对于新军的掌控能力，居然强悍至这种程度。
在军队中的采取的一些措施，受到的掣肘要比民政上面更少一些，明代以文制武，武将的地位极其低下，李彦并不担心自己的举动，会让某些外镇的武将铤而走险，那时候敢于砍掉武将脑袋的文官并不少，也没见有什么事情发生。
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两年之后，袁崇焕才会用尚方宝剑，轻轻松松砍掉了“军阀”毛文龙的脑袋。
果决地砍掉一些人的脑袋，又将一些人“流放”辽东，至此算是对京畿一带驻军进行了彻底的整编，虽然精锐尚少，大部分都是新军，不过就像李彦所说的那样，以复辽军的火力强度，已经超出这个时代一大截，热兵器同冷兵器之间，鸿沟已经在缓缓形成。虽然说冷兵器的军队，在合理的战术，更重要是得有拼死决心的情况下，也能够给热兵器的军队造成威胁，不过这样的冷兵器王牌军，在大明少之又少。
建奴或许勉强可以称得上这样的强军，不过在辽东的战争进程也表明，即便是建奴，也正在逐步落到下风，其结局无疑是可以预料的。
李彦对复辽军的信心，让他毫不犹豫地向军中那些反对派举起屠刀，并大刀阔斧，甚至有些急功近利地对京畿的驻军进行整编。
当然，在整编，并且废黜大量旧军官的同时，兵部同五军都督府也在安抚各地的军将，这些军将和他们手下的军队，虽然并不能对复辽军构成威胁，不过他们的存在，本来就很重要，而一旦有什么变故发生，也会造成糜烂局面。何况也并非是这些军队全都不堪使用，与卫所兵相比，大明九镇的边军，作为常备军，又处于北方战线的最前方，同建奴、蒙古之间的纷争也一直都没有中断，边军相对来说，要比卫所兵的情况好很多。
李彦对军队的整编，基本思路就是维持一支精锐中央军，借此可以维护中央朝廷的权威，并参加和赢得重要的战事。而卫所则进行全面的整顿，使其向屯田兵、工程兵发展；两者之间，显然还将要有一支常规军事力量的存在，这就是各地的边军，因而对于大同、延绥这些地方的边军，李彦并不打算一股脑儿裁拆，反而给出优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