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更爆发感言

　　从异乡到异乡:重访萧红漂泊地哈尔滨市呼兰区萧红故居。一尊汉白玉的萧红雕像竖立在院落中央呼兰河：禁锢与自由的双重世界在呼兰，萧红故居是十分显眼的。当年的呼兰县如今是哈尔滨下辖的一个区，离主城区有30多公里。萧红故居和纪念馆连缀成一片青砖灰瓦的中式合院，外设围墙和广场，与北方小城里平凡的火柴盒楼房拉开距离。一尊汉白玉的萧红雕像竖立在院落中央，一手拿着书，一手托腮若有所思，坐在台基上俯视着这个她自20岁逃离后就再没回来过的家。“萧红故居1986年就修复开放了，当时国内作家中还没什么人有故居呢。”曾主持修复萧红故居的前馆长孙延林告诉我们，萧红研究一开始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开创者是美国人葛浩文，此人是柳无忌的学生，也算是延续了柳无忌的父亲柳亚子与萧红在香港的一段知己情谊。葛浩文在1980年来到呼兰，去了萧红以前的家，看到的是个破败拥挤的大杂院。孙延林还带一些学者去萧红曾就读的龙王庙小学，跟孩子们互动。“萧红姓什么？”“姓萧！”孩子们齐刷刷地回答。这让陪同的人颇为尴尬，但这也成了萧红故居修复的契机。如今的萧红故居正如《呼兰河传》中描述的：“我家住着五间房子，是五间一排的正房，厨房在中间，一齐是玻璃窗子、青砖墙、瓦房间。”孙延林告诉我，他们是力求恢复1908年初建时的原貌的，那时候在师范学堂念书的萧红父亲张廷举即将迎娶其母姜玉兰，张家为迎亲新建了五间正房。整个张家大院占地7125平方米，房屋30多间，主人和仆人分居东西两个院落。萧红文学馆馆长章海宁告诉我们，这样的规模在当地只能算是中等地主。因为张家祖辈虽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但主要的家业都在阿城福昌号屯，在呼兰自立门户的萧红祖父这一支并不十分兴旺。章海宁说，张家也并不是一味保守的封建家庭，一个证据是，一进门的堂屋灶台上并没有张贴灶王爷夫妇的神像。当时，绝大多数人家都要贴这样一张画像，两侧还有对联一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呼兰城里，也算是张廷举顺应维新思潮所掀起的一场不大不小的“文化革命”了。1911年，萧红出生在东侧第一间房间，祖父遵照族谱给她起名为“张秀环”。据说她出生在端午节，民间认为不吉利，于是她的生日被人为推后了一天。这也让她自一出生就种下了悲剧性因子，但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可靠。一个被证实的回忆是，睡前母亲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使其安睡，她总是拼命挣扎，一次被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说：“这小丫头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子’！”这间萧红出生的屋子里保留了很多当年的物件。靠窗一张典型的北方大炕，炕上摆放一个小书柜，一张小炕桌，据说是萧红幼时和祖父藏书、写字用的。炕梢处立一个高抵天花板的被格，分上下两厢，上面镶着透明玻璃，不开柜门也能看见，中间两扇放着被褥，侧面两扇则是枕头，每个枕头顶端都用丝线绣着一个字，分别是“福、寿、祯、祥”。午间的阳光透过炕边的一排窗户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这些窗户仍是传统的上下对开，上扇雕刻着透笼盘肠图案，下扇中间镶着一大块玻璃，周围一圈则是纸糊的。这些雪白的窗纸曾激起小萧红的破坏欲，挨个去捅破。“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她也因此经历了耿耿于怀若干年的第一次心灵伤痛。“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曾在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王观泉向我们讲述了这里让他难忘的一幕，那是1981年萧红诞辰70周年时，他组织了包括萧军、舒群、塞克、骆宾基在内的萧红老朋友的历史性会面，大家参观了未经整修的故居后都出来了，唯萧军泣立在萧红出生的炕前，老泪纵横??这情景，立在门口的王观泉看得清清楚楚。后来舒群告诉他，萧军没有来过呼兰，他俩同居直到1934年出关，也没有向呼兰告别。萧红故居里的菜园，也是萧红在她小说里所说的后花园出了堂屋就是“后花园”，那个在《呼兰河传》里以梦幻般的笔调吟咏着的地方。这里其实是个菜园子，跨过丛生的荒草，依稀可辨各种寻常北方蔬菜，沿着墙种植的是黄瓜、倭瓜和西葫芦一类爬蔓的菜，里面则种着小白菜、小葱、韭菜等，还有黄烟、苞米等作物。此外，园子里还栽种着柳树、榆树、樱桃和李子树，通往正房的斜径两侧，还有小桃红、玫瑰花、山丁子树，给这个季节的满园绿色点缀着跳跃的红。在儿时萧红的眼睛里，这里就是天堂了。那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母亲照顾刚出生的弟弟，祖母忙于家务，只有她和祖父是两个“闲人”，于是便乐得结伴了。“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后花园里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由的，萧红说起它们来也无拘无束：“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张家院子分东西两个，东边的堂屋和后花园归主人居住，西边的园子则作为库房和出租房，粉房、磨坊、养猪房等，中间由一道木围栏隔开。这道围栏是阶级分界的象征物，即使在仁厚的祖父心里，这道分界也不可跨越。萧红后来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她6岁时上街迷了路，被一个好心的车夫拉回家，她贪玩故意蹲在一米多高的车斗里，到了家不小心给摔了下来。又气又急的祖父不由分说打了车夫一个耳光，没给钱就赶他走了。祖父说：“有钱人家的孩子是不受什么气的。”作为家庭权力象征的父亲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萧红说：“父亲对我是没有好面孔的，对于仆人也是没有好面孔的，他对于祖父也是没有好面孔的。因为仆人是穷人，祖父是老人，而我是个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在萧红日后的《呼兰河传》里再现了西院里这些人物：门洞房里住着的是王四掌柜，养猪房里是猪倌，挨着粉房的小偏房里是老胡家，把一个好好的小团圆媳妇给折磨死了，居无定所的有二伯，还有住在磨房里的冯歪嘴子，老婆死了就自己带刚出生的孩子，给了小说一个“光明的尾巴”。或许因为后来历经苦难，萧红对笔下的这些底层人物饱含深情。她曾对聂绀弩说：“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呢！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1919年，母亲死了，后母来了，父亲变了，而祖父越来越老了，萧红的童年在这一系列变故中终结了。可以说，萧红的童年世界是分裂的。空间上，正房是文明和旧制度的象征；后花园是自然和自由的象征。情感上，父母、祖母都对她管束严格，只有从祖父那里，让她知道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这分裂的两级，是促使她后来反叛离家的契机。“所以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恒的憧憬与追求。”萧红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其中一个呼声就是兴办女校。这股风气也传播到了北国边陲的呼兰小城，萧红的父亲就是当时推动教育革新的主力。当年秋天，呼兰的一所初小就设立了女生部，校址就在张家北门外的龙王庙内。开天辟地第一回，女孩子可以接受新学教育了，萧红就属于其中的幸运儿。这个龙王庙如今还在，露出拆了一半的屋架。当地人说，上世纪90年代拆了一半，中途突然下了一场暴雨，把拆房人砸伤了。大家都说是龙王发怒，再不敢拆了，逢年过节人们还在供桌上放上一盘水果供奉龙王。庙旁边新建了一所小学，名字就叫萧红小学，《火烧云》篇章在课本里保留至今。黑龙江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员王观泉曾于1981年萧红诞辰70周年时促成了萧红老朋友们的再聚首萧红第一次离开家乡呼兰，是小学毕业后去哈尔滨上中学，这也是一次家庭矛盾大爆发后的结果。父亲曾开明地支持她入新式小学，但在她继续升中学的问题上却坚决反对。1927年秋天萧红突然得以入学，她后来坦承，“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这骗术据说是源于当年一件轰动呼兰的抗婚事件。萧红班的班长田慎如长得漂亮，被呼兰教育局王锡山看上了，非要娶来当小老婆。田慎如坚决不从，竟然到呼兰的天主教堂当了修女。这件事对萧红的刺激很大，她专门去教堂探视，被修女阻拦在外。但这件事启发了她，她也声言如若求学不成，也要去当修女，张廷举不得不让步。位于东大街上的天主教堂是一座中间阁楼、两端塔楼，平面呈拉丁十字形的哥特式建筑，教堂前已有100多岁的那棵大树下正好遮荫纳凉，吸引了不少票友来吹拉弹唱。他们说，呼兰传教早在1875年就开始了，后来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焚烧教堂事件，现在的教堂是1908年仿巴黎圣母院重建的。去哈尔滨上学后的萧红开阔了视野，对父亲再一次试图通过订婚主宰她的人生自然不从，不惜出走抗争。张廷举一气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甚至把她开除了祖籍。有意思的是，我们在萧红故居还看到一副张廷举找人写的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南粤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是“革命家庭”。后来张廷举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得以善终，也是这个兼容新旧的人物善于变通的结果。萧红远走后回望故乡呼兰，这个“最东最北部的小城”并不怎样繁华，只有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而最有名的算是十字街了。十字街上集中了“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洋医生的招牌上，“画着特别大的有量米的斗那么大的一排牙齿”。可以说，如今的呼兰之所以有名，全凭萧红的《呼兰河传》，因此呼兰人对小说里的文字十分敏感。原呼兰县史志办副主任丁锋一再跟我们强调，《呼兰河传》里的呼兰和真实的呼兰不是一回事，呼兰绝不像小说中那么愚昧、落后和封闭。丁锋说，因为松花江向北的支流呼兰河横穿小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龙江将军衙门在呼兰流域设八处哨所，呼兰河口是其一。当时骑兵乘船在此登岸，望见山体高若烟囱，呼之为“呼兰”，满语“烟囱”的意思，此地因此得名。雍正十二年（1734）建城，随后开辟经由此处的多条水路航线，商业也因此繁盛。因后来中东铁路绕开了呼兰，选择以哈尔滨为中心，才使呼兰的交通要冲地位开始衰落。城因河而兴，也因河而衰。呼兰天主教堂。萧红曾到这里看望当修女的同学田慎如萧红小时候常去的一段是南河沿，离她家不过几百米。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剿匪司令部的南大营所在地，民国时驻军司令在这里修建了钓鱼台，坐台上可钓鱼，看河水在台下流过。丁锋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呼兰河改道，河水径直向南流去，南河沿成为背河，在大水年份与大河连成一片，小水年份则干涸成水泡子，鱼也钓不成了。萧红20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来过，十几年后在文字里返乡，以河为小说名，以河水比喻自己的漂泊人生。想起她笔下团圆媳妇的鬼魂，“她变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地就到桥下来哭。有人问她哭甚么？她说她要回家。那人若说：明天，我送你回去??那白兔子一听，拉过自己的大耳朵来，擦擦眼泪，就不见了”。沦陷下的哈尔滨：一个人与一个群体1927年萧红到哈尔滨求学，终于从小城呼兰进入到一个华洋杂处的大都市。据上世纪40年代的《东北地理》所记载，哈尔滨这个由芦荻产生的渔村，一变而为北满对外贸易的中心，始于俄国入侵东北之后。尤其是1903年俄国以此为中心修建的中东铁路通车之后，德、英、法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民纷至沓来，建工厂、开商号、立宗教，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俄国人占哈尔滨总人口的20%之多，而且不少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权势的王公贵族，或者是被剥夺了资产的富商巨贾。30年代后，哈尔滨的主权被日本侵占，但整个社会，仍遍布“俄化”痕迹。致力于萧红研究的香港公开大学助理教授陈洁仪认为，当时的哈尔滨，交缠着现代化、都市化与民族苦难的纠结，构成特殊的地域背景。萧红文学馆馆长章海宁今天的哈尔滨，仍保留着鲜明的俄罗斯特征的道路肌理、建筑风貌，甚至生活习惯。章海宁告诉我们，中东铁路开工后，中东铁路工程局就按照莫斯科的模式，对哈尔滨进行城市建设。以在秦家岭制高点的尼古拉中央教堂为中心，几条主路呈放射状，行政区也以铁路为分界线泾渭分明，外国人主要盘踞在行政办公中心南岗区、商业集中的道里区，中国人则分布在道外区周边。当时有民谚说：“南岗是天堂，道里是人间，道外是地狱。”萧红考入的“东特女一中”（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中学），就坐落在南岗区邮政街135号。现在，这所学校已经改为“萧红中学”，新建的教学楼中庭摆放着萧红的塑像。章海宁介绍，所谓东省特别区也是由中东铁路的修筑而形成，沙俄根据《中俄秘约》的有关条款，在铁路沿线设立管理局，还拥有行政、司法等自治权。1920年中东铁路工人大罢工胜利后，路务由中国接管，中东铁路附属地改为东省特别区，首届行政长官朱庆澜，就是“东特女一中”的创办人。当时的校歌中唱道：“莫道女儿身，亦是国家民，养成简朴敏捷高尚德，方为一个完全人。”从中可见其现代思想的办学理念。这样的一所女校，学费也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萧红所在的班上，就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督办的女儿，还有缠过足又放足的大家闺秀。据萧红同学沈玉贤回忆，萧红那时开始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诗，用了笔名“悄吟”，她曾对沈玉贤解释，“悄悄地吟咏嘛”。1928年，日本提出在东北强修“五路”以挺进东三省，各大中城市示威游行，萧红和同学们也上街了。她在10年后写文章回忆时，仍迷恋那份参与的热情，又自觉到当时的稚嫩：“凡是我看到的东西，已经都变成了严肃的东西，无论马路上的狮子，还是那已经落了叶子的树，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喊声中了。”哈尔滨中央大街。上世纪30年代萧红和萧军在哈尔滨的大部分生活都围绕这里展开中学毕业，萧红就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据沈玉贤说，萧红和她们当时已经在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鲁迅《伤逝》一类作品了，她们也都怂恿她出走。出走是容易的，但是，娜拉走后怎样？对于这道易卜生难题，鲁迅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说娜拉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寒冷、饥饿和穷困中的萧红也注定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她回来了。回到家的萧红立即被家里软禁起来，她再一次找机会逃到哈尔滨，为了“不愿意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的父亲的豢养”，宁愿选择委身未婚夫汪恩甲。而这一次再回哈尔滨，她彻底与家庭决裂了，跨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从道里区跨过铁路去往道外，明显感觉到橘黄色系的俄式建筑在逐渐减少，道路两侧出现了一些亦中亦西的两三层高的小楼，带路的章海宁指点，这些是“中华巴洛克式的”。据说这是20年代一批在道外置地的民族资本家兴建的，他们把道里建筑的巴洛克风格的立面搬过来，再添加上蝙蝠、石榴、金蟾、牡丹等中国的传统吉祥图案，而且这些房子大都是“前店后厂”，后面的居住和仓储空间还是中国的四合院式。如今在道外中心区靖宇大街周边，已经连成一片“中华巴洛克”建筑群，这一名词在招商广告牌上随处可见。位于道外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旧址就是这片建筑群里的一栋。仔细看看，原建筑其实只保留了一个外立面，内部“马克威商厦”主体高度已经超出了立面，这里现在是黑龙江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里面摊位密集，人声鼎沸。管理人员带我们绕到二楼一个小小的房间，这是专门保留下来供萧红事迹展示的。“一年损失几百万租金呢。”管理人员说。据说，当年的东兴顺旅馆规模很大，条件也不错，实木地板就有一寸厚。193111月，汪恩甲带着萧红住进来，旅馆老板与汪家相识，他们住了半年多都是挂单消费，最后欠下食宿费400元。汪恩甲以回家借钱之名离开后就再也没回来，身怀六甲的萧红就成了人质。也是在这里，她被侠义的萧军解救，趁着1932年夏天全城特大洪水的混乱，从二楼唯一一个带阳台的窗户下逃了出去。这个窗户也特意被保留下来，在外墙加了标注。与汪恩甲在东兴顺旅馆的共同生活，萧红此后从未提及。而写于上海的《商市街》，则尽述了“悄吟”与“郎华”――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开始新生活的片段。书里的地标，都围绕着哈尔滨心脏地带的中央大街，这条欧化了的大街是“东方莫斯科”哈尔滨的缩影。不过，陈洁仪告诉我，萧红笔下的中央地标，目的不是呈现国际都市繁华活泼的一面，而是隐藏其中的贫穷与匮乏，这也凸显了她对于自己“局外人”身份的失望与失落。尚志大街上的欧罗巴旅馆就位于中央大街附近，这里也是《商市街》里展开的第一个场景。这家旅馆由俄国人经营，里面也充满着俄国情调：俄国女茶房、俄国管事、俄语、列巴圈、手风琴??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住进三楼的一个阁楼间。没钱租铺盖，屋里的用品几乎都被女茶房撤走了，此后在欧罗巴旅馆的日子困窘重重。原欧罗巴旅馆旧址现已用作银行，有商家在侧墙处新开了旅馆，仍取“欧罗巴”之名，而且把景观最好的一个房间命名为“萧红房”，内部按民国风格装修，房价为其他房间的两倍。后来萧军找到工作，他们搬到商市街25于不再是这个城市暂居的过客。商市街是与中央大街垂直的一条小街，当时多为中国工人居住。现已改名为红霞街，二萧曾租住的小房子只剩残垣。从外表看，商市街比欧罗巴旅馆更接近人间，“这里不像旅馆那安静，有狗叫，有鸡鸣，有人吵嚷??”但他们的生活仍被饥饿和寒冷笼罩，只得苦中作乐，学电影上那样度蜜月，买了五分钱一斤的黑列巴，上面涂上白盐，还自嘲，“不行，不行，再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而萧红的内心也依然与外界隔绝，“是个没有明暗的幽室，人在里面正像菌类生在不见天日的大树下，快要朽了，而人不是菌类”。加之30年代哈尔滨日本统治、俄化社会、中国土地的背景，也让她受到有形无形的压迫。可以说，哈尔滨初期萧红刚刚从乡村到城市，是她对自己、对世界最迷惑和无所依傍的阶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通过《国际协报》主编裴馨园，二萧才逐渐从两人世界走出来，进入了哈尔滨的一个文化沙龙，以冯咏秋家的“牵牛房”为活动中心。冯咏秋的儿子冯羽目前仍生活在哈尔滨，他拿来一张上世纪30年代的旧报纸给我们看：一人站在墙面爬满绿叶和牵牛花的平房门口，报纸注释：“图为牵牛房，中立者为‘傻牛’冯咏秋。”冯羽告诉我们，爷爷是最早一代留日学生，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家里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父亲冯咏秋曾在南开中学就读，和端木蕻良是同学，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京报》做过记者，向齐白石学过中国画，后来回到哈尔滨，是有名的左翼名士，业余画家。他交际广，家业大，和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冷星社”，就经常到家里来活动。冯羽分析，当时哈尔滨有开放的环境，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来讲学，还有敞开的大门――内部的一些杂志、信息都要从中东铁路中转。由于这么一个契合点，成立了很多文化团体，牵牛房就是其一。“这个尚志大街上的俄式木屋是家里的一处房子，当初爷爷买来时是个白俄兽医院、老拽牛什么的，后来种了很多牵牛花，就叫牵牛房了。”冯羽出生时牵牛房就已经不在了。这群人以鲁迅为精神领袖，鲁迅对牛的赞美成为他们的座右铭。冯咏秋崇尚奉献精神自称“傻牛”，还给到牵牛房的朋友一人一个“牛”的绰号，老牛、健牛、黄牛??来个新朋友，大家就会说，“又牵来一头牛！”“萧红写自己第一次进牵牛房，脚冻得都痒，穿着萧军的鞋，鞋带用电线系着。他们看到仆人买三毛钱的瓜子当零食吃，但当时谁知道他们是在吃瓜子充饥呢？写两人买了糖，吃完后比舌头的颜色，那都是什么质量的糖啊，掉颜色掉成那样。所以她完全是草根出来的，在牵牛房遇到了这些人，开阔了眼界。她在这里唱歌、跳舞，还组织维纳斯画会、星星剧团，后来方未艾就说《国际协报》正好有一个新年增刊，让她也写写，她就写了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冯羽说，萧红后期的好多朋友也都是当年在牵牛房聚会过的，“有些她到上海后认识了，一谈发现又是曾在牵牛房待过的。包括端木蕻良，和我父亲是中学同学，叫我父亲大哥哥，让我父亲教他摄影。”冯羽认为，“九一八”是一个契机，给东北造成了苦难，改变了东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作家的命运。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东北作家群”，就是因为他们在东北亲眼目睹了灾难，亲身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在哈尔滨或者沈阳起步，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上海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作品，使内地的人知道了东北的生活，就像鲁迅在给《八月的乡村》序里写的那样。冯羽跟这个群体里的很多人都见过或有过书信交流，如舒群、罗烽、白朗、萧军、方未艾、贾植芳，他们也都是牵牛房的常客。罗烽后来跟冯羽说，表面上他们唱歌跳舞，实际上也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平台。到牵牛房来的有地下党，也有民主人士，结构比较复杂。当时谁也不知道谁是地下党。冯羽告诉我，“九一八”后，牵牛房就比较显眼了。“舒群去了青岛。罗烽和白朗被捕了，他们在保释后才跑掉。走的时候屋里拉着窗帘，电灯都没关，门都没锁。俩人挽着胳膊，就好像去松花江边散步一样。监视的人以为他们就和平常每天一样，没想到那天就跑掉了，打了一个车，到火车站，跑了。”冯羽说，他在1978年见到白朗，她是萧红当年最好的朋友，那时已经有点精神失常了。不过她还是第一眼就认出来了，说，“冯咏秋的儿子”。冯羽说，“东北作家群”后来大多境遇坎坷。萧红如果不死，也很难想象会怎样。1934年，萧红和萧军也要离开哈尔滨去青岛了。他们走的时候，冯咏秋给萧红画了一张像，是一张水墨速写，传神地表现出一种梦幻的神态。那画是画着玩的，但萧红一直随身带着，那么颠沛流离，她都带着。还有几张在道里公园的合影，那时候冯咏秋有一处房子在公园里，他又爱摄影，常帮朋友们拍照。现在公园还在，照片里的亭子、小桥也都没变，记载下萧红在哈尔滨的“几个快乐的日子”。萧红最后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许广平，现保存在鲁迅博物馆。冯羽说起来有些哽咽：“后来萧军跟我说，这是你爸爸画的画。我当时看了也很感动。萧红这个人很重感情的，兵荒马乱中，她还一直在怀念”。上海作家丁言昭曾于上世纪80年代考证了萧红在上海的居住地上海：鲁迅与青年萧红和萧军去上海，完全是奔着鲁迅去的。因为二萧给鲁迅发出的一封冒昧的去信竟意外得到了回复，他们便奔着一线渺茫的希望去了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而上海，也因为鲁迅，让萧红尝到了立地成名的喜悦。1934～1937年，在上海断断续续不到三年时间，萧红和萧军就换了六个住所。如今再去寻访，大都面目全非了。前三处都在拉都路上，现在的襄阳南路。曾与萧军、塞克、舒群、梅林、黄源等萧红故交保持多年交往的丁言昭家就在这一带，她告诉我，拉都路当年属法租界，拉都是个旅法华侨的名字，路即以此命名。这条路已经是法租界西南角的边陲，房屋稀少，夹着荒地、菜园和坟地，路上行人很少，显得很荒凉。马路朝西的半边是煤屑路，东半边是柏油路，在法租界内行驶的22路公共汽车，俗称“红汽车”的，直到1939年才通到这里。据萧军回忆，他们的第一个住处在拉都路北段的一个亭子间，丁言昭寻访断定，应该是拉都路283号。这幢房子是居民住宅，沿马路的铺面砌上了水泥墙，开着门和窗。二萧一安顿下来就给鲁迅去信，希望见面，鲁迅却建议“暂缓”。他们在这里只住了一个月左右，就搬到了拉都路南段的福显坊，正好在丁言昭外婆家对面，411弄。丁言昭告诉我们，二萧住的22号，是在弄堂右转弯的突出一角，属北边的最后一排，面积最小，既没有石库门，也没有天井。据当年来探望的梅林回忆：“他们租的房子是新建筑的一排砖房子的楼上，有黑暗的楼梯和木窗。我探头向窗外一看，一排绿色的菜园映入眼帘。”房间很狭小，只能放下一张写字台和两张帆布床，萧红还用假装庄严的语调开玩笑：“是不是还有点诗意？”萧红故居内这间萧红出生的屋子里保留了很多当年的物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见到了鲁迅，鲁迅得知这弄堂里住着几家白俄，还专门写信来提醒：“万不可跟他们说俄国话，否则怕他们疑心你们是留学生，招出麻烦来。他们之中，以告密为生的人们很不少。”还劝慰说：“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我生在乡下，住了北京，看惯广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真如被装进鸽子笼一样，两三年才习惯。”如今再去寻找，411这个门牌号已淹没在一片待建工地中。不久他们又搬到351号。“房子大了，我们就请先生来玩??”鲁迅一家有一天果然来这里做客了，让他们喜出望外。拉都路时期，二萧还未成名，生活困顿，鲁迅就是唯一的光亮。萧红说：“我们刚来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萧军也回忆，吃过午饭后，趁着冬天中午温暖的阳光，二人常常要沿着拉都路往南散步，有时用去六枚铜元买得两包带糖咸味花生米，每人一包，放在衣袋里，边走，边读，边吃，边谈着。遇到行人车马稀少时，就把鲁迅先生的信掏出来，一人悄声读着，另一人静静地倾听，这是他们日常最大的享受了。为什么鲁迅和这两个贸然投奔的青年走得这么近？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对我们分析，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总是做着‘愿英俊出于中国’的梦。只要是真诚的、向往光明的、跟黑暗抗争的青年，他态度都很好。前提是必须真诚，他只要发现你不真诚，就拒你于千里之外了。鲁迅对任何新鲜事物、突发事件，哪怕突如其来的打击、背后射来的暗箭，他第一时间往往是不动声色的。但是他会看、会思索、会分析，等事情继续发展，他可能会做出突如其来的反应，其实之前已有积累。他待人接物也是这样，不会一下子就一见如故。鲁迅跟萧红他们接触是1934年，那时候他已经养成了这种先看一看的习惯。但是他对从沦陷区来的遭难的人，第一时间先有一个同情的反应。所以萧军、萧红写信向鲁迅求援的时候，鲁迅的反应是很积极的，第一时间给他们回信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书信来往，二萧见到了鲁迅，产生了一种对父亲一般的感觉。因为他们虽然年轻，但是遭受了很多打击和磨难，生活中没有慈父，都是暴君，在第一次接触以后，鲁迅不仅拿给他们二十块大洋，还给他们坐电车回去的零钱，那种未曾经历过的感动就让他们和鲁迅走得特别近。而且他们是东北人，是特别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你的那种，这跟南方青年那种书生气甚至有点矫揉造作是不一样的。鲁迅就喜欢这种坦诚的，他说哪怕你是魑魅魍魉，也把自己的灵魂露出来好。另一个原因当然是二萧本身的才气。他们展露出写作上的才能，鲁迅也很快就帮他们出版因为题材的敏感，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都是鲁迅以奴隶社的名义私下出版的，还亲自出钱、编辑、写序。鲁迅在《生死场》的序言中对萧红有指导，赞其“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但也有分辨，指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他后来在回答斯诺访问时，还提到了萧红，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萧红”这个笔名也在《生死场》中第一次使用，取“萧军”笔名里的姓把两人联系在一起，而“红”大约是女性的表示。虽然是非法出版物，但1935年出版的《生死场》很受欢迎。正如许广平所说，这部小说是“萧红女士和上海人初次见面的礼物”。随后的《商市街》等散文也水到渠成地刊出了。随着与鲁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们的家搬得离鲁迅越来越近。从拉都路搬出后，短暂住过一段萨坡赛路，之后索性搬到了鲁迅在施高塔路大陆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北四川路，现在的四川北路，一度聚集了比较多的文化人和地下党人。鲁迅来上海后的几个住处，都没有离开这一带。这附近的文化名人聚集效应，王锡荣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上世纪20年代的虹口码头很多，交通方便，是比较早发展起来的区域。另外，这里华洋混杂，租界当局和中国政府共管，实际上又是“三不管”。当时很多共产党人、很多政府的异见分子，在这里比较有生存空间。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地方过来的很多人是留学日本的，像是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也有共同的文化氛围。比如内山书店，就是一个以鲁迅为中心的据点。内山书店旧址位于四川北路2050号，现在一楼是银行，二楼辟为内山书店陈列室。书店由日侨内山完造夫妇创办，鲁迅与其成为挚友。这里对于鲁迅而言，兼具“书店”和“沙龙”两种文化空间的特色。王锡荣说，在这里能够买到在中国书店里买不到的书。此外，鲁迅这些人出版的书，当局要查禁，但是在外国书店里卖就不容易查到。鲁迅不方便公开自己的地址、姓名，通信、见面，在这里都比较安全。萧红和萧军第一次给鲁迅寄信就是寄到这里，第一次和鲁迅见面也是在这里。鲁迅的住处离内山书店不远，就在现山阴路132弄的大陆新村9号。大陆新村1931成，鲁迅在1933年携妻儿搬入，这也是他生前最后的寓所。现在的大陆新村，仍保留着红砖红瓦砖木结构的三层新式里弄旧貌。王锡荣介绍，当时这条路是越界筑路，有点变相扩展租界的意思，所以周边日本人很多。路建成后“一二八”战争爆发了，投资建造大陆新村的大陆银行产生了经济危机，差点倒闭，就把这处房子全部卖掉或者租掉了。鲁迅原来住在北川公寓那边，就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斜对面，战争一爆发，内山完造觉得不安全，就帮他以内山书店店员的名义租下这里，当时的方法是“顶”，就是使用权的转移，但是还是要付房租。这里本来是给银行高级职工建的，独栋住宅，每层都有卫生间，还有浴缸，设施比较完善。二萧1936年搬到北四川路后，不用再写信了，“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王锡荣告诉我，萧红和萧军与鲁迅的接触确实比别的东北作家都多，可以说是“入室弟子”。他分析，鲁迅接触人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在公开场合，如“左联”的活动、开会这种一般见面；第二种接触是可以作为朋友的，就是喝喝茶，在内山书店见见面；到家里来的，其实前前后后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到家里来的人当中，有一部分是只能在楼下的，这叫“登堂”；真正“入室”的，到他楼上房间里去过，看到鲁迅吃饭、看到鲁迅生病的，掰着手指头都可以数出来：周建人、冯雪峰、胡风、瞿秋白、黄源、周文，其余就是萧军和萧红了。虽然鲁迅家有一栋楼，其实他的活动范围很小，尤其是生病的时候，楼都不下。二楼的房间，既是工作室，也是卧室，写字台旁边就是床，吃饭就在房间里。王锡荣认为，二萧都有东北人比较粗放、随便的一面，不过萧红的性格相对内向、忧郁、细腻，还有点小孩子气。所以在那么多鲁迅回忆文章中，她是写得最好的。全是零散的生活细节，几乎都是旁人看不到，而且写不出来的。她就根据平时的观察和从许广平那里了解到的，写得好像是鲁迅家里人一样。女性笔触下那种带感情的白描，特别容易让人感动。在祖父带走了童年的“温暖”和“爱”之后，萧红又在鲁迅先生这里找回了。很难分辨萧红对鲁迅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应该是弟子、友人、晚辈的感情兼而有之。萧红曾经问过鲁迅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先生对青年的态度，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回答：“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香港：与蓝天碧水永处萧红后来选择去香港，朋友们大多是不理解的。那时候文化界人士有两大去向：北上，或者南下。1938年前后，东北作家群里的很多朋友都北上去了延安。而萧红刚刚离开萧军，与端木蕻良在一起，两人决定南下武汉，后来又到重庆。这个决定里或许有躲避萧军的因素，也有寻找长久写作地的想法。丁玲日后十分遗憾她没来延安：“她或许比较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日常琐碎，而策划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重庆被轰炸后，他们决定直接去香港，希望至少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可以写出作品来。据端木第二任妻子钟耀群回忆，端木当时还顾虑内地正热火朝天地抗战，去香港是否合适。萧红则认为，一个作家的任务，是写出好作品，这就是对抗战的贡献，其他都不重要。所以端木蕻良说，创作，是萧红的宗教。萧红和端木蕻良1940年到香港，先在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纳士佛台找到一间住房，不久搬到不远处大时代书店隔壁。一年过后，再搬到乐道8号大时代书店二楼。这些地方如今已经被海港城和弥敦道包围，成为九龙最热闹的商业中心，书店早已不在，旧居也被酒店和商厦取代了几轮。他们的生活如此清贫，以至于从几步之遥的半岛酒店过来探望她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坚持要她搬去同住。时代书店创办人周鲸文后来也在回忆文章里写：“他们住一间200英尺左右的屋子，中间一个大床，有个书桌，东西放得横七竖八，还有一个取暖烧水的小火炉。萧红就躺在那张又老又破的床上。”此时的香港是个孤岛，也像萧红自己一样，踏入了命运的绝境。她在给好友白朗的信里不再掩饰：“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情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无论如何，在香港暂时放下了一张书桌，她也惊人地高产，几部巅峰之作都是1940月间在香港写下的，包括《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玮銮所言，“她仿佛早已预知时日无多，要拼尽气力，发出最后又是最灿烂的光芒”。“如果说《呼兰河传》是萧红在最南方的香港对最北方故土的一次精神返乡，那么长期不为人重视的《马伯乐》，则是以男权社会为讽刺对象的。”黑龙江省萧红研究会副会长叶君告诉我们，《马伯乐》是受鲁迅启蒙思想影响的一部作品，但启蒙运动在上世纪20年代批评国民的劣根性，后来没继续下去，到了40年代，被批判对象都上战场了，启蒙就有些不合时宜了。他认为，《马伯乐》里面也有萧红对身边男人的影射，有针对萧军的，比如对“作家上战场”的讽刺；也有针对端木的，特别是马伯乐身上见着麻烦就想逃避的性格，口头禅就是“明天该怎么办呢”。等到萧红不久后因肺病在香港去世，最后在她身边的端木蕻良就成了众矢之的。广州银河公墓中的萧红墓与萧红有过交往的人多已不在，但我们意外在香港见到了1948年来港的作家刘以鬯，他一直关注东北作家特别是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他已经96岁，仍脊背笔直，步伐稳健，每天在家附近的太子城吃个午饭，之后与老伴分头在商场里散步，逛逛感兴趣的模型、书籍、文具，看见街景对流、巴士对开的情景仍想构思小说。谈起萧红和端木，他对具体细节已经记不清，但不断强调：“文字上我最中意端木，其次是萧红，对萧军就不太欣赏。”他1975年专门就端木与萧红在香港的经过，访问过当时与他们往来最多的周鲸文。周鲸文说，端木是文人气质，身体又弱，小时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养成了“娇”的习性，先天有懦弱的成分。而萧红小时没得到母爱，很年轻就跑出了家，她是具有坚强的性格，而处处又需求支持和爱。这两人性格凑在一起，都有所需求，而彼此在动荡的时代，都得不到对方给予的满足。萧红临死时说：“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她叮嘱端木：“要把我埋在大海边，要面向大海，要用白毯子包着我??”端木到古董店买了两个花瓶，为安全计，把骨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埋在了浅水湾，一部分埋在了她死时所在的圣士提反临时医院。香港中区坐车去浅水湾要一小时，从水泥森林到碧水蓝天，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浅水湾如今是著名景点，夏天沙滩上有戏水的游人，郁郁葱葱的凤凰木，可以想象这里是张爱玲《倾城之恋》里的爱情故事发生地，可作为葬身之地，实在是太寂寞了。其实这里早已没有萧红骨灰，因为1957年这附近要建大酒店，繁华地容不下一点凄凉人的痕迹，几个关心她的人几经辛苦才把小小的半瓶骨灰移到广州去了。根据香港作家卢玮銮的指点，UU看书www.uukanshu.nｅt当年端木立的“萧红之墓”木牌早已不见，要去找萧红的墓地，只能凭当年的一幅旧照片，去找有栏杆的阶梯，和一株大凤凰木，树下就是曾埋萧红的土壤。另一半骨灰，埋在香港大学附近的圣士提反女校，当年的临时医院设立处。沿着柏道下来，或者沿着般含道向西走，就是这个恬静幽美的校园。我来时天色已晚，依稀可见围墙内绿树成荫，两三个穿着阴丹士林蓝旗袍的女学生走出来，让人恍惚回到了萧红的年代。据说，萧红就埋在这园中的一棵凤凰木下。想象夏天凤凰木下落满了红花，正应和着“落红萧萧”的意象。圣士提反女校里一半骨灰的故事还有个结尾。刘以鬯告诉我，1997年，端木蕻良死后，他的太太钟耀群曾来拜访，告诉他端木骨灰处理一事已办妥。原来她依照端木遗愿，捧了他的一半骨灰到香港，撒入圣士提反校园的泥土中，让他与萧红在这里重聚。而萧红的故乡呼兰，也一度想把她在广州的一半骨灰迁回。孙延林告诉我，他在1990年主持修复了萧红故居后花园后，总觉得骨灰没回来是个遗憾，因为“生死场成安乐地，岂应无隙住萧红”。于是写信给当时健在的萧红亲友，其表弟张秀琢、侄子张抗等都签字支持。他又专程去北京征求端木蕻良的意见，端木激动得号啕大哭，但也提醒他，迁墓没那么简单。端木拿出了萧红的一缕青丝，说是萧红死后剪下来留念的，已经珍藏了50吧。之后青丝冢在呼兰西岗公园修成，但骨灰迁葬却因种种原因搁浅了。但孙延林心里一直没放弃，他说，魂归故里是中国人的传统。